据《史记》记载，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汉字，对华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史官其实就是秘书官。
国家政权出现后的夏、商两代，出现了国家编制内的秘书官职，商代后期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综合性秘书机构“太史寮”，但是古籍中实有其名的秘书官仅有夏代末年的太史令终古。据《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记载，太史令终古看到夏桀荒淫残暴，就拿出保管的图法档案哭着进谏，而桀不但不改，反而斥责终古多管闲事，终古知道夏桀已不可救药，就带着图法档案投奔了商汤。史书记载的终古的事迹仅限于此。
史书上记载比较详细的较早的古代著名秘书官，当推西周初年的史佚和春秋时期的董狐。他们都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精神为后人所称道。
“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史佚
根据近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考证：“史佚即《尚书·洛诰》之‘作册逸’，逸、佚古通。”史佚，就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的“作册史官”，即记录国王言行和朝廷重大事件的文字秘书(当时称“内史”)。综合《国语·晋语》《逸周书·世浮解》《淮南子·道应训》等典籍的记载，史佚先后为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这三代国君当过史官，由于资格老、影响大、威望高，被当时的臣民称为“四圣”之一（其他三圣是周公、召公、姜太公）。《逸周书》上说他曾代天子册告皇天后土，《大戴礼记》上说他“博闻强记”，善于对答，常侍立于天子身后，接受咨询，提示遗忘之事。
作为周王朝立国之初的主要史官，史佚对秘书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相传，史佚模仿老虎身上的花纹创造了“虎书”，模仿凤凰、赤雀等瑞鸟的姿态创造了“禽书”，模仿鱼的形态创造了“鱼书”——这实际上说的是史佚从各种动物的形貌姿态中得到启示，激发了灵感，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书法字体，就是大篆。史佚不但创造了大篆书体，而且还受周公之命用大篆统一了当时社会上各不相同的文字(“同天下之文”)。这也说明了秘书自古以来就是由文化水准较高的人来担任的。能够对创造、改进和统一文字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肯定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们在远古时代都是史官，这足以证明秘书对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过，史佚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坚持“君言必录，君举必书”，为古代秘书实事求是职业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事求是作为秘书职业道德的形成，有确切事迹记载的就始于史佚。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一个“削桐封弟”的故事：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这个故事是说：武王驾崩，成王即位，这时唐国发生了叛乱，于是周公率军灭掉了唐国。不久后的一天，成王与叔虞在院子里做游戏，成王随手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树叶，把它剪成珪（古代诸侯举行典礼时用的一种玉器）的形状，并且对叔虞说：“给你这个珪，我封你做唐国的诸侯。”站在一边的史佚听到了，就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并恭请成王选择吉日为叔虞举行封侯典礼。成王听了感到奇怪，说：“我当时是和弟弟在开玩笑呀，怎么能当真呢？”史佚严肃地说：“天子哪能随便开玩笑？大王既然说了封叔虞为唐侯，作为史官的我就要把它如实记录下来，按照规定应该举行仪式完成它，并用歌舞来庆贺这件事。”叔虞就这样被封为唐国的诸侯。
这个生动的故事反映了史佚作为朝廷史官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尽职态度，他奉行的“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原则，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但对他的具体做法则应做具体分析，不能盲目学习。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曾专门写了一篇《桐叶封弟辨》，文中问道：“假如成王拿了桐叶与妃嫔、太监开同样的玩笑，难道也要按这种玩笑封他们为侯吗？”我们对待古代秘书留下的文化遗产，应该学习柳宗元的批判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从古人那里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
“古之良史”董狐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他是周太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所以以官为姓氏。据说今山西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当时的朝廷史官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录此事，并“示之于朝”，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灵公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赵盾作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是未尽到职责，更何况国君是被他的族人所杀，他回来后又未法办弑君的人，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担，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违合为核心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被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之一。文天祥在《正气歌》里也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