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枪会

一   红枪会的兴起

义和团,是19世纪末在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主要针对西方侵略者及其在华附庸,是具有强烈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由民间自发的暴力运动组织,义和团被清廷当枪使,最终又是在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双重镇压之下走向灭亡。当时的中国大地很多地方还是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本乡本土,上一次县城可以拿出来反复炫耀。这意味着义和团运动没有波及到的地方,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回事。即使听说过,他们听到的版本一定是义和团如何刀枪不入,如何神勇打洋鬼子,至于义和团被洋鬼子暴打的消息,根本流传不开来——当事人不愿意说,听故事的人不乐意听。既然没有吸取教训,历史大概率会重演。地处山东最南部的峄县台儿庄和徐州贾汪一带,就属于交通落后,又偏远又多山少地的“三不管”地带,这样地方适合土匪藏匿,20世纪初,水、旱、蝗、雹、风、火、瘟疫等灾害不断,又加之当时主政山东的张宗昌腐败,只管聚敛,不问民瘼,有灾不赈,有匪不剿,兵燹到处,十室九空。溃兵散而为匪,暴政逼民为匪,惯匪乘乱扩张横行。山东的鲁南地区是土匪的老巢之一,韩复榘赴鲁上任后曾经亲自赴鲁南剿匪前线。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更好的生存 ,鲁南苏北一代又兴起了信奉刀枪不入的民间组织——红枪会。这个组织防匪盗、反恶霸、抗官兵、抗捐税,反对贪官污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红枪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不得而知,它的渊源可追溯到义和团。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当年的团民或解甲归田,或转入地下继续活动。时间流逝,这些残存的组织,与白莲教、八卦教、大刀会、金钟罩、硬肚会等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合流,彼此杂糅,逐渐形成红枪会。之所以叫红枪会,是因为会员人手一杆红缨枪——普通农民无法搞到枪械,但弄一杆红缨枪并非难事。

二  红枪会在台儿庄的繁盛

与义和团一样,红枪会没有统一的偶像,也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信奉的神五花八门,从鸿钧老祖到玉皇大帝,从观音菩萨到孙悟空,以及张天师、关公、包公、周公、诸葛亮、孔子、桃仙等等,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他们不敢拜的。红枪会在台儿庄运河以南的地区得以迅速壮大,主要是它的确有一套,红枪会的首领称学长、会长、团长,一般由当地有声望的人担任,学长不会“法术”,所以必须请一个“老师”,负责指导武术、念咒、画符、拜神等,老师往往都是从外地请来的,有些甚至是老义和团战士,他们江湖经验丰富,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能唬住人。为什么不找本地人?本地人知根知底,没有神秘感,不好忽悠。这些都让这个组织在常人眼里被视为神奇,以至于像读过书见过一些世面的谢绍唐都带着他的黄邱套自卫武装,参加了红枪会还被任为大队长。他们利用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四处奔走,网罗会员。加入“红枪会”的手续极其简单,只要设一供桌,烧一炉香,磕几个头就行了。所以这一组织泛滥极快,有时入会者一次竟达百人之多。1938年春天,台儿庄大捷之后,由于国民党消极的战略布署,日军自右翼长驱南下,几乎切断了我血战久疲之师的后路,从寨山至台儿庄的守军不得不匆忙撤退,在这地区遗留下不少武器,盘踞在这一地区的各种武装,甚至包括被镇压过的土匪,也都趁着这些武器的支撑得以迅速扩充。红枪会向南发展到陇海路大庙车站姚庄子一带,有个叫王亚平的人,自称是山东汶上县人,加入了红枪会,成了会首。台儿庄大战后,王亚平窜到大李庄(贾汪东北)以该庄为基地向东面和北面发展。他们到处散布说:“三横一竖是个王,口字鼓肚是个亚,一八压十是个平;王亚平就是王子鼓肚,可以平天下。“参加红枪会,喝符护身,枪刀不入。”把王亚平当成“救命菩萨”。其实这个王亚平就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受过日本特务机关的严格训练,此人狡诈阴险,是个十足的民族败类。
当年夏天,红枪会在崮岘、阎村与土匪魏玉吉打了一仗,冲垮了土匪,红枪会更“红”了,接着向东发展到东西河泉、旺庄、金楼、涧头集、万年闸和运河南的一些村庄。王亚平自封为红枪会总队司令,下分支队、大队,并进一步向运河北发展。这个红枪会后来实际上受贾汪的日本鬼子指挥,鬼子称他们是钢板太君。这时的“红枪会”在王亚平的带领下,已经严重的破坏了抗日运动,成为一支依仗日军势力,鱼肉乡里,卖国残民,以至发展到无恶不作的队伍。如何使真正的抗日武装团结起来,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卫乡土,发挥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与英勇奋斗的光辉传统,就成了鲁南党组织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   消灭红枪会

就在王亚平妄图把整个运河区都纳入到他的势力范围时,峄县县委认识到要想发动这个地区的群众起来抗日,首先必须坚决遏止“红枪会”的发展,进而把它消灭。根据这一决定,县委书记纪华亲自来到了紧靠涧头集的运北地区,通过种种渠道阻止“红枪会”在运北的活动。与此同时,红枪会”在运河南的一些地方也受到了抵制。这使王亚平急得像热锅蚂蚁。他于是千方百计收买汉奸、特务、妄图在运河北打开缺口。运河北坑埠村有个姓孔的流氓,此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在王亚平的引诱下,便答应将王亚平等人带到坑埠村去发展“红枪会”会徒。1939年6月23日早晨,王亚平和“红枪会”会徒200余人由孔某带领.来到了坑埠村,强迫村人入会。县委闻讯后立即派运河支队副支队长孙斌全带武装前去阻止。

6月24日早晨5时,孙斌全带领60余人,由涧头集向万年闸出发。队伍刚刚走出郝家楼,便发现西南方向有100多名“红枪会”会徒直奔万年闸。孙斌全一看形势危急,便命令战士跑步赶到前面刘庄。他们刚一进村,那股会徒也赶到了。孙斌全命令队伍立即投入战斗。“红枪会”顿时乱了阵脚,后撤至一道河堤内,依靠河堤向孙斌全的队伍还击。60多个战士迅速散开,以村外的猪圈等作掩蔽,展开攻势。7时左右,孙斌全突然发现刘庄正北高梁地里,有不少人头攒动,向南奔来。原来是另一股“红枪会”会徒,人数不少。面对这突然的情况,孙斌全和张喻鼎,端起机枪就扫出了两梭子,会徒应声倒下了一片。但是两边麦场上又来了十几个会徒,光头赤背,横端梭标。孙斌全见敌众我寡便用力扔出三颗手榴弹,趁硝烟弥漫,想撤退出去,但是张喻鼎没看清撤退的方向,向庄东跑去,不幸被“红枪会”抓住。被俘后坚贞不屈,被残忍成性的王亚平将其用铁棍活活打死。就在这个大院里,孙斌全找到了十几名战士,加上他共13人。经过这场战斗60名战士现在就剩下了13人。而敌情依然严重,孙斌全他们决定“宁当英雄死,不当懦者生!“大约10时左右,“红枪会”组织进攻了。东面和南面的会徒象蜗牛似地向前蠕动。刚一起身,就被孙斌全他们炮楼里的火力压下去了。这些会徒又改向西面和北面进攻,一些会徒跑到墙根下往院里扔手榴弹。战士们便冒险捡起手榴弹又扔出去。经过一小时紧张而激烈的战斗,枪声渐稀。战斗正激烈时,纪华同志又调来农民武装100多人前来增援,红枪会徒逃之夭夭,从此再也不敢到运北发展会匪了。汉奸、特务王亚平遭到打击后,贼心不死,又纠集了200名会徒,妄图攻取县委所在地涧头集。峄南办事处通知所属各游击队,前来保卫涧头集。26日早晨7时以前开到涧头集汇合。有50支队第三梯队司令兼峄南办事处主任孙云亭所属部队,有第五区孙茂墀的部队,共计千人左右,分别在涧头集的各个侧面防守。26日上午7时半,战斗在涧头集西南方向打响,枪声密如爆豆。侯孟的红枪会头子刘某带领数十名会徒冲进了壕沟, 游击队立即开枪射击,刘某当即被击毙于沟内,其余会徒掉头而逃。大多数“红枪会’’会徒都是受骗而来,一看到运河支队是有准备的,他们的头头被打死,便无心恋战了。只有王亚平带领的二、三十个骨干还负隅顽抗。经过刘庄和涧头集的两次战斗,“红枪会”的气焰被打了下去。许多会徒的亲属都劝会徒退出“红枪会”。王亚平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王亚平的红枪会不仅有武装力量,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基础。仅从军事上打击它是不够的,还必须彻底揭露其政治面目和罪行,教育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从根本上清除它的影响。孙斌全与纪华商量后,决定对其开展政治攻势。一是印制区公所布告,历数王亚平的汉奸行径,告诫误入歧途的农民,退出组织,不要再听从王亚平的调遣。布告一出,在涧头集引起很大震动。二是油印散发了《告六区人民书》。二箭齐发,非常奏效,“红枪会”的名声一落千丈。不到一个月,连跟随王亚平最紧的20多个骨干也溜走了。“红枪会”的第二号人物谢绍唐在我党工作下带着队伍参加了我们的游击队。

黄邱山套是鲁南峄、滕两县和苏北铜山联结的小山区,山套内仅有18个村庄,这里历史上都是山高皇帝远,地方政府鞭长莫及,无人管的地方,民性纯朴强悍,山套及其周围地区,在清末太平天国时期是捻军刘平的根据地,人们历来把这一带称为藏龙卧虎之地。谢绍唐率队参军之后,黄邱山套便为我军所控制,从此这块地区成为中共峄县县委领导峄、滕,铜、邳地区军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核心地带,日后一幕一幕的抗日戏剧,便从这个舞台上出现。

王亚平成了光杆司令。个别地方的“红枪会”虽然坚持了一阵子但最后也没逃脱覆灭的下场。运南抗日根据地从而得到巩固,抗日武装得到发展。

始皇西巡之四角坪遗址

在陇南市礼县县城东北2.5公里处的四格子山顶部,有一块面积约2.8万平方米、明显经人为处理过的大平台,经勘探发现,平台外围有夯土墙环绕,内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经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4年的发掘和研究,确定四角坪遗址是目前国内罕见的、保存状况较好的秦帝国时期大型礼制性建筑群。根据推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西巡过程中,很可能在这里举行过祭祀上天、祭奠列祖的仪式。

甘肃是秦人诞生、崛起之地。

根据史料记载,秦人族出东夷,其始祖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嬴氏,并列为继承人。大禹去世后,伯益被大禹之子启所杀,其部族遭到打击并迁移流散。夏末,嬴秦参加商夷联军灭夏并进入关中,由此成为商朝的显贵。周人灭商时,追随商王的嬴秦又遭受沉重打击并迁移各处。其中,嬴秦首领中潏被迫归周并西迁陇右西犬丘(今礼县一带)。周初,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将参与叛乱的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嬴姓商奄之民迁往“朱圉”(今甘谷县西)。至此,嬴秦在经历夏商两代千年之久的起伏动荡和迁移流散后,在甘肃东部定居下来。

从商末中潏西迁西垂到秦文公迁都关中,在整个西周近300年间,十四代(抑或是十三代?)秦人一直生活于甘肃东部。公元前771年,西戎攻破镐京,西周亡,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被封为诸侯,于是秦襄公建国。秦文公继位的第三年东猎,一年后(前762年)到达汧渭之会(今宝鸡市)并迁都于此,开始了秦人建立霸业、一统天下的历史进程。而秦人在定都关中、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祖上辛苦经营的大后方,相反,礼县一带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了金属、食盐和马匹等重要战略物资,为秦人连年与东方诸国作战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

2012年,礼县博物馆馆长王刚在田野调查时发现了四角坪遗址,同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初步勘探。2020年至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开展连续4年的发掘研究工作,目前已基本明确四角坪遗址的建筑格局。

据四角坪遗址的项目领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侯红伟介绍,四角坪遗址建筑群结构规整,层级分明、秩序井然,以大型夯土台为核心、整体呈明显的中心对称格局。已发掘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台基、土台四边正对的四组附属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属建筑组成。各方向对应位置的建筑,平面及柱网布局一致。中部夯土台基平面呈方形,边长约为27.8米,现已发掘其西半部分,结合勘探情况可知,土台四边各有两处夯土台阶。土台四边有柱洞紧靠台缘,底部均垫有柱础石,说明土台四周有立柱环绕。台基外围四周有鹅卵石铺设的宽约1米的散水。

在中心夯土台的中心位置,有一边长为6.5米的方形半地穴空间。其四角各有一柱坑,每个柱坑包含两个截面为近方形的柱洞,四壁中点处各有一个柱洞,柱洞底部均有柱础石。地面铺设方形素面地砖,沿整个平面的两条对角线将部分地砖切割,中心交点处被一晚期坑破坏。

铺地砖采用了较高超的填缝技术,达到了密封效果。地砖下埋设陶水管道,在夯土下向北延伸,与台基北部的排水设施相连。四壁残存上下两排铁钉,垂直钉入夯土壁,据现场遗物分析,铁钉可能用于固定墙壁上的饰面砖。中心夯土台四面中部分别对应四组附属建筑,现存相对的两个近方形夯土台,土台边缘环绕柱洞和柱础石,二者共同被一圈散水包围,依次命名为北1、西1、南1建筑。

中心夯土台四角分布曲尺形夯土台基,同样由散水包围,台基边缘环绕柱洞及柱础石,台基上散布零星的柱础石。附属建筑以夯土墙相连,并分隔出多个院落,与附属建筑一同将中心土台围合,形成这种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独特建筑格局。

形象地说,四角坪遗址的地上建筑群,就像一座大型的南方传统天井式建筑,每逢下雨,四周雨水都会流向中间的天井,汇入那个半地穴式的空间。其周围的地砖铺面以及“美缝”技术的应用,加上四周墙面悬挂的墙砖,都是为了防止雨水的渗漏。而当这个半地穴空间的水位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多余的雨水将通过地砖下埋设陶水管道排向整体建筑的外围。

秦人之所以煞费苦心修建一座这样的建筑,也是颇有讲究的。根据春秋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来揭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的规律。邹衍认为黄帝时是土德尚黄,故服饰用黄色;夏朝木德尚青,故服饰用青色;商朝金德尚白,故服饰用白色;周朝是占火德而得天下,尚红色,故服饰用红色。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循环交替不息。

秦人统一六国后,以水德自名,故在这座国家级的礼制性建筑群中,凭借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达到了收集上天之水、以供皇帝祭祀的目的。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次年曾进行过一次西巡,所到区域为秦的北地郡(今平凉、庆阳地区)与陇西郡(今天水、陇南、定西地区),礼县地属秦陇西郡,在此发现有秦人早期的都邑与先公陵园,四角坪遗址为秦代大型建筑群落,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极为罕见,推测很可能是为始皇帝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

左慈及其传世弟子

自从汉末黄巾起义失败,张鲁降曹后,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对道教活动的限制,五斗米道的发展暂时停滞。但是社会上的一些神仙方土们仍然十分活跃,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道派。

葛氏道与灵宝派的来历

魏武帝曹操,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军阀,他对利用道教聚众造反不能不保持警惕。但是曹操也像秦皇汉武一样迷信仙术,“ 好养性法, 亦解方药”。

据曹植《辩道论》、魏文帝《典论》、张华《博物志》及《后汉书》、《三国志》等书记载,曹操曾将大批方士招集到魏国,一方面防止他们在民间惑众作乱,另一方面也向他们学习仙术。这些人中有能行辟谷方术的邵俭,有擅长行气之术的甘始,有名医华佗,还有以行房中术而著称的左慈、东郭延年、封君达等人。

左慈其人及轶事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曹操闻而召之。据说他到魏国时,人们竞相随之学房中术,甚至宦官严峻也往从问受。一天,曹操大宴宾客,谓众宾曰:“今日高会,珍馐略备,所少吴淞江鲈鱼耳。”左慈在座上应日:“此可得也。”因求铜盆贮水,以竹竿垂钓于盆中,须臾钓出一- 鲈鱼。操抚掌大笑,众客皆惊。操曰:“一条鱼不够,可更得乎?”左慈乃更垂饵钓之,须臾复钓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曹操又说:“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慈日:“亦可得也。”语顷,即入蜀得生姜还。后曹操与百官外出郊游,左携酒一升,肉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曹操感到奇怪,派人去店家探查,发现各家店铺的酒肉都没了。操心中不喜,欲捕杀左慈,慈隐人墙中, 需然不知所在。后来左慈逃到东吴,以道术传弟子葛玄。据说入霍山炼丹, 乃仙去。

东吴皇帝孙权,也很迷信神仙方术。他听老人们传说:当年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女入海求仙,止于直洲(今台湾)不还,其子孙常来会稽市买。于是派将军诸葛直、卫温率甲士数千人入海寻找,结果找到了台湾。孙权也优待方土,如介象、葛玄等人都受其宠幸。

葛玄其人及轶事

葛玄字孝先,丹阳句容(今南京)人,出身东吴士族家庭。早年师事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常服术辟谷,经年不饿。擅长治病,能使鬼魅现形,或杀或遣。又能坐薪柴烈火上而衣冠不灼,或酒醉潜入深水中卧,酒醒出,身不濡湿。又能分形变化,善使符书。孙权闻而召见,欲加以荣位,以客礼待之。

一次,二人共游宴,见道上人民求雨。权间:“百姓请雨,安可得乎?”葛玄说:“易得耳。”即书符置神社中,顷刻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深尺许。孙权又问:“水中可使有鱼乎?”玄复书符投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各长二三尺,游于水中,使人取出烹治,乃真鱼也。传说有人随风漂海,忽遇神岛,见人授书一函,题曰“寄葛仙公”,令归吴后送达葛玄。由足举代翕然,号之为“仙公”。吴赤乌七年(244年),葛玄去世,世人传说他已升仙,在天上被授以“太极左仙公”之职。葛玄弟子郑隐,亦擅长神仙方术,从葛玄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灵宝五符经》及《太清金液神丹经》等道书。在世八十余年,西晋末因避乱入霍山中,莫知所在。

葛洪其人及轶事

葛玄族孙葛洪,便是郑隐晚年招收的弟子。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3年),早年从郑隐学道。郑隐去后,他曾参与镇压太安二年的张昌、石冰起义。后至广州又从岳父南海太守鲍靓学道。东晋初还归乡里,被司徒王导起用为州主簿,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后因年老,欲炼丹,求长生,听说交趾(今越南北方) 产丹砂,遂求为勾漏县令,携子侄南下。至广州时被刺史邓岳留下,因止于罗浮山修道炼丹,卒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

葛洪是晋代著名道教学 者,他在西晋末东晋初撰写的《抱朴子·内篇》一书,全面总结了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信仰,从理论上加以系统论证,为后来道教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题。他还总结了晋以前的各种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辟谷、导引、房中、医药、炼丹等。尤其对炼丹术的贡献最为卓越,记录了许多实际的炼丹操作方法,从理论上证明服食金丹大药是成仙的最高途径。这本书不仅是道教史上的名著,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化学和医药卫生学的宝贵资料。

余论

从汉魏之际的左慈,经葛玄、郑隐,至晋代葛洪,道教神仙方术经几代方士的发展,渐趋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神仙信仰开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术,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导修道成仙的思想和具体方法,而不再只是装神弄鬼的骗人把戏。其二是某些神仙方士通过经典和方术秘诀的传承,开始结成组织,在道教中形成了不同于三张五斗米道的神仙道教派别。葛玄、葛洪这一派,被后人称为葛氏道或金丹派,他们对后来道教的继续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中新出的灵宝一派, 即托称葛玄为开派祖师。实际上灵宝派的创始者是葛洪族孙葛巢甫,而其集大成者是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这一派以《灵宝经》为主要传习经典,以元始天尊为最高神,重视斋直功德,劝善度人,有较为完备的宗教仪式。该派传续了数百年,宋元时期,他们以江西清江县阁皂山为本山,号称“阁皂宗”。后来逐渐与龙虎山的天师道融合。

原国

原国是西周之初诸侯国,伯爵,首封君为周文王第十六子姬原叔,《左传》中叫原伯,封地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一带。原的地名很古老,据说,这个地方曾经做过夏朝的国都,西周原国就是重建在夏都原城的废墟上。

“原”的甲骨文造型很奇特,外面是一口洞岩,里面多个小点自上而下呈散布状,表示涓涓细流往下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泉水穿谷而出,下面是一个幽潭。“厂”是代指石洞、岩石,“原”去“厂”就是一个“泉”字,合起来意思是“石洞里流出来的水”隐喻为水流的源头。现在我们说得的“源泉”,就是比喻事物的来历。故《说文解字》:“原,水泉本也。”

西周时期原国的具体历史已不可考,有史记载有关原国的事已到了春秋,而且都跟周王室有关,这说明原国国君历代在周室担任要职。据《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说的是公元前676年,虢公、晋献公、郑厉公让原庄公去陈国迎接王后陈妫到洛阳,陈妫即惠后。之后在鲁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673年,周王室发生“王子颓之乱”,郑厉公和虢公经过一番谋划平定了内乱,杀王子颓和五位大夫,然后迎周惠王还朝,为此。周惠王迫于压力,赐给郑厉公虎牢以东的大片土地。原庄公看不过去了,私下预言:“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大意是郑伯跟着防效那些以勤王要挟土地的诸侯,恐怕日后会招致祸患。果然,郑厉公在当年五月就莫名其妙的死去了。可见原庄公的识人断人之术。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说的是公元前635年冬季,晋文公包围了原国,晋文公之所以包围原国可能是因为平定王子带作乱有功,周襄王便将原国封地赐给了晋国,当晋国去交割时,遭到了原国的拒绝。晋文公本是个政治高手,不硬抢,只是包围原国,按兵不动,并定下规矩,限三日之内拿下原国,仅带三天粮草。但没想到原国与晋军耗了三天,毫无投降之意。无奈,三日期限已到,晋文公为了守诺准备下令撤离。这时,间谍从原国回来报告说:“原国将准备投降,请稍等。”晋文公说:“寡人已下军令,如今三日期限已过,必须要撤离,信誉乃国家重器,民之所庇,若不讲诚信,即使得到了原国,又拿什么去统治原国臣民?”然后退兵一舍(三十里)。晋文公的这个装模作样的举动果然比利箭大炮还利害,感动得原国人唏哩哗啦的,原国人开城投降,心服口服的归顺晋国。晋文公便把原国国君原伯贯迁到冀地(在今山西河津市)。这即是晋文公“守信降原”的故事。

原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连个屁都没放。原国虽然灭亡了,但估计国祚并没有中断,当初晋文公将它放在晋国冀地的某个位置继续延续原国的祭祀,所以国虽没了,国君却一直在世袭,只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而且继续在周王室任职。据《左传·宣公十六年》记载:“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殽烝。”说的是公元前593年冬季,晋侯派使臣士会去调解周王室的纠纷,周定王设享礼招待,而典礼由原襄公主持。这里所说的原襄公就是原国的国君。

原国最后何时绝祀,不得而知,国人以原为氏,成为原姓的始祖。

晋东南抗战之东坞岭伏击战

1938年7月29日至31日,侵华日军酒井联队在阳城町店遭痛击后,7月6日逃入沁水城,龟缩20余天后,于29日凌晨偷偷西窜,往晋南支援日军108师团。东坞岭是沁水县的西大门,是日军向西逃窜的必经之路。侦得消息,国民党九十三军五十八团、五十九团炮兵营奉命从中村出发,连夜进入东坞岭东侧的王寨至关帝坡20里长的公路两侧设伏,指挥所在杨家山。决死三纵队第七、第八总队从沁水樊村和翼城星夜奔赴东坞岭配合友军作战。

上午十时,1300余名日军、180余辆汽车进入伏击圈,设在杏峪姚家河的曲线首先将关帝坡日军先头汽车击毁,拉开了东坞岭战役的序幕。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全歼日军1300多人,生俘44人,击毁汽车180余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东坞岭大捷是抗日战争以来,国共合作在沁水境内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寇西渡汾河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