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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卿世禄制

（一） 开始朝代

世卿世禄制始于夏、商、西周（但夏商并无明确记载）。

（二） 制度内容

世卿世禄制又称“世官制”， 即贵族世代为官的制度， 官员选拔实行“亲亲尊尊”

路线。

世卿：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 世世代代、父死子继， 连任卿相这样的高官。

世禄：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 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

（三） 基础

世卿世禄制的基础是分封制和井田制。

（四） 废除

商鞅变法正式废除世卿世禄制。

二、军功爵制

（一） 产生

魏国李悝“食有劳而禄有功”；秦国商鞅正式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 建立了秦国的军功爵制。

（二） 内容

秦国军功爵制分为２０ 个等级， 每一个等级都与之在战场上所杀的人数直接挂钩，即“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

（三） 基础

军功爵制的基础是土地私有制。

（四） 盛行

军功爵制盛行于战国、秦代时期。

三、察举制和征辟制

（一） 朝代

汉朝（开始于汉武帝时期）。

（二） 察举制

察举制是一种自下而上推举人才的制度。刘邦求贤诏开察举制先河， 汉武帝达到完备。察举制标准为“四科取士”，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 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 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 足以决疑， 能按章覆问， 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 遭事不惑， 明足以决， 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但考查名目繁多， 分为岁举（常举） 和特举。

岁举， 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举荐人才， 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 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

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 如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等， 以“贤良方正” 为最重要。

（三） 征辟制

征辟制是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制度。征， 也称为“徵”， 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 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 再向朝廷推荐。

四、九品中正制

（一） 朝代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 为曹丕采纳陈群建议而设立。

（二） 内容

九品中正制， 又称“九品官人法”， 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中正：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 也就是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 州设大中正官， 必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 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举。

品评：家世、行状、定品。

品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三） 影响

导致门阀士族制度的产生。

五、科举制

（一） 朝代

隋、唐至清末。

（二） 发展

（１） 隋朝：隋炀帝始设进士科。

（２） 唐朝：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 但殿试并没形成永制。

（３） 宋朝：三年一次， 确立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开启糊名和誊录制。

（４） 明朝：正式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实行八股取士。

（５） 清朝：１９０５ 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科举， １９０６ 年下诏停止科举。

（三） 常考名词

童试———取得生员资格， 通过后为“秀才”。

１. 三试

乡试———地方考试， 在八月举行， 称为“秋闱” “乡闱”；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

会试———全国考试， 全国举人在京城举行会试， 考期在二月， 又称“春闱”， 考中后为“贡士”， 第一名为“会元”。

殿试———皇帝亲自主持， 在三月份举行， 取中后称为“进士”。录取分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 第二甲赐进士出身， 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 第一名俗称状元， 第二名俗称榜眼， 第三名俗称探花， 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２. 连中三元

解元———乡试第一；会元———会试第一；状元———殿试第一。

３. 三鼎甲

状元、榜眼、探花。

不管你喜不喜欢认不认可，他都已经存在。况且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什么完美地制度，更不应该苛求古人一些民主、科学甚至人权等当时不可想象的念头，就如同当下的我们幻想一次星际旅行一般。

首先，塑造了华夏的正统地位。

不管是“九黎”还是“三苗”，都不是容易搞定的对手，必须保证统一的思想和军事指挥来正面跟对手交战，而这恰恰就是“绝地天通”的出发点。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获胜的是我们的祖先，不然他们曾经存在的痕迹将会被操着不同语言、甚至不同皮肤的考古学家来发掘，而非当下的认祖归宗。

黄帝和颛顼的对外战争胜利保障了古华夏族的正统地位，文化从多元渐渐趋向一元，中原文化由此一枝独秀，其余氏族的文化却因此而逐步式微。这种文化乃至血缘上的认同对于统治者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天赋人权的合法地位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尤其是历代统治者对于中原文化的追宗和认同。

且不说司马迁的“五帝系统”正是围绕着强势的中原文化建立起来的，中原的正统地位甚至令欲立足中原周边少数民族所崇仰。

“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晋书•慕容廆载记》

“其先出自炎帝，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北史•周本纪》

“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 ，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雍正《大义迷觉录》

第二，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如果说轩辕黄帝更多是凭借个人威望能力来驱动部落联盟的行为，那么颛顼大帝则将其规定为一项不可违逆的制度。

后来的继任者们都发现这个制度的好处所在，不管是方国–服畿–分封直至郡县的地方行政制度，或从法家、道家到儒家的治国指导思想转换，还是从王权到帝制的升级当中，都完整保留了颛顼大帝定下来的基调。

教权和政权完全分离，又在帝王身上合二为一，四千年来莫出其外，帝王亲自主持隆重的祭祀，泰山封禅，同时又是最高的政治独裁者。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我们不能随意将大一统归功于“绝地天通”，但是没有这次改革打下的基础，“王”理念的形成也许还需要一段漫长的历史时间。

第三，中国文化进程的转折点。

并非“绝地通天”之前就没有文化，而是前后相比有天壤之别。

“绝地通天”虽然蛮横，但毕竟是有序化、制度化的文化秩序重建，在将鬼神上苍的观念逐渐移除民族集体记忆之后，后世的思想家不必遭受欧洲中世纪的伽利略和哥白尼的遭遇了，思维可以毫无保留地匹配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为儒家的礼制提供了现实依据，为道家“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超时代理念提供了来自王权的保障，为神仙家和方士提供了可以自由描绘的白板，为我们祖先的历史提供了思想治世的基础。

第四，移除鬼神之后，我们躲过了可能出现的极端教权的束缚。

由于被剥夺了与直接上苍沟通的权利，人们逐渐疏远了对上苍的膜拜，转而向活生生的人产生了敬畏，虽然这个人只可能是皇帝或者官僚，这样至少不会有什么学说能够动摇一个民族的心智了，也从未有什么纯粹的“教义”来束缚我们的精神世界。任何借鬼神为名的邪教都只能短暂的蛊惑人心，而不能颠覆这个世界，比如白莲教和后来的天平天国。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

在经过周公改造后的天命观中，一方面“天命无常”，不会永久的眷顾谁，这在乎王朝的德性；另一方则是“敬天保民”，上天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并不是无休止和高档次的祭祀就能够收买得了的，他首次将“民”纳入了天的考量体系，而后历朝历代的人文精神都可圈可点，并非想当然的王权统治一切。

西方一直片面的认为国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四千多年前我们就不需要宗教来引领思想的进步和文明的前行了，至于泱泱华夏的信仰，也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毕竟我们是一个无数次证明过自己的民族。 客观的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宗教和文化领域的改革，甚至其成果之丰硕和复杂早已脱离了倡导者颛顼大帝的初心。华夏之所以成其为华夏，那是五千年来世世代代的筚路蓝缕和日积月累所成就，这显然不是我们后人该去求全责备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应该自信而感恩，也当有不受外在干扰的分辨力，尤其在区分糟粕还是精华的时候。

颛顼大帝将神权和政权集于一身，那这是否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呢？

中国与西方走过的历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打个比方，西方和中东的宗教中，人们的祷告都是直接面向上帝和真主，甚至在吃饭前后都是如此，而中国人最多将祖先请上餐桌，而不会念叨什么感谢玉皇大帝或者哪路神仙之类的，如果有，那也会被当做异类吧。

中国人的美好生活一般都感谢谁？这里就不探讨了~~

这的确是中国人的传统，但我们焉知古人就一直是这样呢？其实真相是在4000多年前他们就被剥夺了与上苍直接对话接触的权利。

颛顼大帝以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整合了分散的巫教权力，从而巫教权力与政治权力开始由最高首领所掌握，既然垄断了沟通天地的权力，那就无所谓宗教或者政治，两者是一回事。

“绝地天通”，不是天地不通，不是纯然阻绝连接天上人间的通路，而是不许凡人僭越，只许专人祭天。但改革保留了一个重黎二人共同的汇报对象–颛顼大帝，作为是人神之间唯一的衔接点，上天的旨意只能颛顼和重来传达，而他们所传达的神意也就是己意，因此，民众要听从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要听从帝王的旨意。

于是，“绝地天通”创造出来的一个独立阶层–“王”即将出现在华夏故地上。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

董仲舒的理解是，“王”字乃是取义于贯通“天地人”，所谓王者，就是能通天地的人，但作为汉武帝政治鹰犬的董氏显然搞反了顺序，真实情况是只有成为了“王”才能“以一贯三”，而非某位能人会被推举成了“王”，这样的“王”显然是不会做错事或说错话的，因为他能够“言出法随”。

甚至我们都可以在神话中找到“王”愚弄民意的案例。

“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 以下。”–《山海经•大荒西经》

《山海经》记载夏后启御龙登天，窃得《九辩》、《九歌》，其实是不是登天，偷到的书是不是来自事先藏好，除了夏启本人谁都说不准，也许这就只是他自导自演的大戏罢了，可惜的是此时已经没有人可以争夺当导演的权利了。

从此中国人把人间的王当作天上的神–“天子”来叩拜，我们难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支持人人拥有平等权利的理论来源。颛顼通过独霸神权建立起绝对权威足以泯灭其他人的声音，而凸显出他一个人的声音。从此后天上地下众巫绝迹，只有属于“王”的声音在震荡和回响，空旷而威严，寂寞而冷清。

“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尚书•汤诰》

“天子自称曰‘予一人’。”《尚书.孔传》

“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予一人”这种天地间独此一人独此一极之表述到后来干脆独用一个“朕”字以显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都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但王本来是“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人”，但渐渐地就主动或被动的搞混了，被当作成了真正的神灵，享受着人们对神的供奉，也担负着人们对神的期望。

颛顼其实是还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本，一方面臣民们理解并适应“王”的含义并膜拜之还需要一个过程，正如秦汉大一统初期不服约束的游侠和士一样；另一方面当时的“王”还不具备号令天下的政治制度，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但毕竟在此之后神和王的权威也建立起来了，专制的种子也随之种下。

在强权高压下的话语方式下表达的是顺服，认可的是权威，而最为权威的莫过于天子。因为在“绝地天通”之后，只有他才能与天相通，他的话就是神的旨意。

天子的话，对错不重要，管不管用才重要，因此有了成王“桐叶封弟”、君无戏言的故事。圣旨一下，不管是升迁贬黜，甚至是逮捕赐死，那都是“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帝王作为上天的代言人，自然而然地站在百姓之上，形成绝对的权威话语。因此百姓只能顶礼膜拜，不能质疑责问，渐次沉默了下去。沉默中也有民间的声音，但不可能获得和权威话语同等的地位和效力，因而，逐渐形成了权威话语下的言说方式。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先秦.子夏《毛诗序》

用今天观念来看，身份有高低，人格当无高下，但在古人眼中则必须根据身份的差距选择说话的方式。只能进行委婉的讽刺或者规劝（既主文而谲谏），并以此避免上位者的惩罚。

换而言之，下位者说话，正确也不重要，但态度很重要。“大不敬”本身就是一项重罪，“犯言直谏”者通常如同越级告状，要先打五十大板才能开口说话。故夏商的关龙逄和比干成了后人唏嘘千年的惨痛教训，而明代抬着棺材骂嘉靖的海瑞，想必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那在强权政治的话语方式以什么为核心呢？生存的本能很快让这些臣民意识到一点，最好的话语方式是与权威步调一致。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 后群臣皆畏高。”–《史记• 秦始皇本纪》

“指鹿为马”并不是告诉人们秦二世的荒唐，而是揭示赵高赤裸裸的站队逼问，他问的不是在问所献者究竟是鹿还是马，而是问我的话是否好使？

悲哀的是，真理被强权先奸后杀了：“言鹿者”都被暗算，而信口开河者尚能苟活！

强权并非只存在于顶层，高高在上的王也是不可能时刻与民众交流的，他会选择各级官吏和贵族作为他的代言人，而官僚阶层对于这样的套路可谓轻车熟路。然而，两个菜地里讨论皇帝用什么吃饭的老农终生不会有“一睹天颜”的机会，地方官哪怕是个里长也许就是他们的天、他们可以触及的“王”。

中国人更习惯于需求来自权利或地位的庇佑，因此在古代的老百姓总之期盼着可遇而不可求的“清官”来“牧”他们，这种期盼“正确的强权”的心理正是数千年来国人匍匐于地的直接体现。

规则不得不改变的唯一理由，在于其不能做到“与世偕行”（《周易•乾•文言》）。

远古时期诚如观射父说的“民神不杂”，就已有觋、巫、祝、宗之职，也只有智、圣、 明、聪的人才能胜任。这其实是文明的曙光，任何文明首先发展起来的必然是祭祀制度，这跟人类最初不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有关，也是政治制度的雏形。

上古战争稀疏、民风淳朴，除了来自部落的尊崇之外，担任觋巫最初并没有额外的好处，自然“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在他们看来，神灵也会因此而降福，“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后来母系氏族社会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强势和好战的男性成为部落首领的父系氏族，这意味着家庭和私有财产概念的出现，战争和掠夺开始出现和蔓延，但这个转变显然需要一个过程，也肯定不是全部。

结合典籍的记载，当时颛顼大帝所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部落联盟内部的并非政令统一。

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深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部落军事联盟制度被确立，这是基于共同对外原则上的最佳选择，有联盟就会有盟主，轩辕黄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当时是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并存的阶段，而这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时至今日仍然有原始部落不愿意接触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在当时如果没有外力驱使的话，想必有很多部落并不愿意放弃原有安静祥和的生活方式。

而黄帝后裔分封下去或者当年臣服的部落则少了血缘的羁袢和曾经的忠诚，既然夏代的方国制度和殷商的服畿制度都只是基于武力或血缘上的羁縻，那么在上古就更加没有任何部落具备统一的条件和实力，当然，更重要的是更不具备大范围统治的政治制度。

太史公在为上古氏族部落首领排序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 当时的部落是同时并存且各自为政的。三皇还是五帝，互相之间也未必存在他排列的从属传承关系，甚至可能是散落在中原大地上不同地区的部落首领，不过是被司马迁想当然的强行捏合在一起罢了。

换句话说，初登宝座的颛顼并不能对众多部落如臂使指。

第二，外部威胁依然严重。

从考古成果来看，华夏族起源于大汶口–龙山文化，对比之前“百家争鸣”般的各路文化，他们大约在5000年前终于一统中原，这恰恰是黄帝和颛顼生活的年代。

是主动出击还是暂时被动防御已经不可考证，从对龙山文化墓葬的分析来看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的分化，这意味着他们的组织能力在周边民族之上，但对手与他们在智商上并无区别，漫长的战争中他们也学到了许多东西，甚至在冶金方面还超过了缺乏铜锡矿的中原。

曾经炎黄部落的军事联盟的成立让黄帝族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蚩尤，但这绝非是一劳永逸，几代人之后与“九黎”和“三苗”的战争依旧在持续，而联盟领袖则不再具备黄帝的威望。

那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全面崩溃、人类大踏步进入阶级社会的动荡不已的年代，

第三，战事不利带来了连锁反应。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

延绵数百年的战争不会一直是顺利的，“少皞之衰”意味着作战不力，内部矛盾很快就爆发了出来。

人人祭神，家家巫史，祭祀泛滥的结果是浪费的资源和无所适从，古人用大火炙烤兽骨得出的占卜结果自然是五花八门，况且少皞部落的好处不一定是盟友的福音。

战事不利对联盟所有成员都是坏消息，这意味着求神无果（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各走各路的祭祀程序导致了“民神同位”，神变得毫无威严。

更为严重的是“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每个家族都以自己问巫卜卦的结果作为依据，不尊重共同的盟约，使得战争联盟没有了强有力的统一指挥。“不可方物”（即是没有分别相，方， 分也）一词极为贴切地描述出了当时的混乱。

目睹这一切的颛顼当时是少皞的辅佐（颛顼少而佐少皞），他知道战争需要明确的部落首领，统一的军事指挥以及上下一致、齐心抗敌的统一思想。

等到“洪渊以有谋”的颛顼登上联盟领袖位置之后，“绝地天通”就是其在战争的激励下采取的新举措，其要害就在于把祭祀天地的大权收归国有，并禁绝民间私自祭祀天地，“无相侵渎”，达到统一视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