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喜不喜欢认不认可，他都已经存在。况且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什么完美地制度，更不应该苛求古人一些民主、科学甚至人权等当时不可想象的念头，就如同当下的我们幻想一次星际旅行一般。
首先，塑造了华夏的正统地位。
不管是“九黎”还是“三苗”，都不是容易搞定的对手，必须保证统一的思想和军事指挥来正面跟对手交战，而这恰恰就是“绝地天通”的出发点。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获胜的是我们的祖先，不然他们曾经存在的痕迹将会被操着不同语言、甚至不同皮肤的考古学家来发掘，而非当下的认祖归宗。
黄帝和颛顼的对外战争胜利保障了古华夏族的正统地位，文化从多元渐渐趋向一元，中原文化由此一枝独秀，其余氏族的文化却因此而逐步式微。这种文化乃至血缘上的认同对于统治者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天赋人权的合法地位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尤其是历代统治者对于中原文化的追宗和认同。
且不说司马迁的“五帝系统”正是围绕着强势的中原文化建立起来的，中原的正统地位甚至令欲立足中原周边少数民族所崇仰。
“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晋书•慕容廆载记》
“其先出自炎帝，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北史•周本纪》
“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 ，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雍正《大义迷觉录》
第二，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如果说轩辕黄帝更多是凭借个人威望能力来驱动部落联盟的行为，那么颛顼大帝则将其规定为一项不可违逆的制度。
后来的继任者们都发现这个制度的好处所在，不管是方国–服畿–分封直至郡县的地方行政制度，或从法家、道家到儒家的治国指导思想转换，还是从王权到帝制的升级当中，都完整保留了颛顼大帝定下来的基调。
教权和政权完全分离，又在帝王身上合二为一，四千年来莫出其外，帝王亲自主持隆重的祭祀，泰山封禅，同时又是最高的政治独裁者。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我们不能随意将大一统归功于“绝地天通”，但是没有这次改革打下的基础，“王”理念的形成也许还需要一段漫长的历史时间。
第三，中国文化进程的转折点。
并非“绝地通天”之前就没有文化，而是前后相比有天壤之别。
“绝地通天”虽然蛮横，但毕竟是有序化、制度化的文化秩序重建，在将鬼神上苍的观念逐渐移除民族集体记忆之后，后世的思想家不必遭受欧洲中世纪的伽利略和哥白尼的遭遇了，思维可以毫无保留地匹配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为儒家的礼制提供了现实依据，为道家“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超时代理念提供了来自王权的保障，为神仙家和方士提供了可以自由描绘的白板，为我们祖先的历史提供了思想治世的基础。
第四，移除鬼神之后，我们躲过了可能出现的极端教权的束缚。
由于被剥夺了与直接上苍沟通的权利，人们逐渐疏远了对上苍的膜拜，转而向活生生的人产生了敬畏，虽然这个人只可能是皇帝或者官僚，这样至少不会有什么学说能够动摇一个民族的心智了，也从未有什么纯粹的“教义”来束缚我们的精神世界。任何借鬼神为名的邪教都只能短暂的蛊惑人心，而不能颠覆这个世界，比如白莲教和后来的天平天国。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
在经过周公改造后的天命观中，一方面“天命无常”，不会永久的眷顾谁，这在乎王朝的德性；另一方则是“敬天保民”，上天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并不是无休止和高档次的祭祀就能够收买得了的，他首次将“民”纳入了天的考量体系，而后历朝历代的人文精神都可圈可点，并非想当然的王权统治一切。
西方一直片面的认为国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四千多年前我们就不需要宗教来引领思想的进步和文明的前行了，至于泱泱华夏的信仰，也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毕竟我们是一个无数次证明过自己的民族。 客观的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宗教和文化领域的改革，甚至其成果之丰硕和复杂早已脱离了倡导者颛顼大帝的初心。华夏之所以成其为华夏，那是五千年来世世代代的筚路蓝缕和日积月累所成就，这显然不是我们后人该去求全责备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应该自信而感恩，也当有不受外在干扰的分辨力，尤其在区分糟粕还是精华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