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之李元昊称帝建国

李德明去世后,其子李元昊继位,辽朝册封他为夏国王,宋朝册封他为西平王。可是李元昊早就不满足于此了,他想要的是称帝建国,建立党项人自己的独立政权。他为此进行了各种准备,比如进行了一系列突出党项民族特点和增强民族意识的改制。

他废除了唐朝、宋朝赐给党项拓拔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自己改名为“曩霄”,自称“兀卒”。在服饰上,为了表示不同于中原帝王,又区别于党项贵族,仿照吐蕃赞普的服饰做了皇帝服装,并规定文武官员和庶民服饰。他命令党项男人全部秃发(周边留发、头顶剃光),以显示和汉人的不同。他还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人仿汉字创制党项族自己的语言文字,推广全国使用,这就是西夏文。

李元昊还升兴州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还模仿宋朝建立了中央官制制度,仿照唐朝、宋朝建立地方行政体制。

在准备工作完成后,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又称邦泥定国、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都兴庆府。次年,李元昊遣使给宋仁宗上表,要求宋朝承认他的皇帝称号。

结果可想而知,宋朝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并下诏削夺给他的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在宋夏边境悬赏捉拿李元昊。李元昊不甘示弱,立即断绝了与宋朝的外交关系,频繁派遣间谍到边境刺探军情,煽动宋朝境内的人投靠西夏,又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

于是,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李元昊多次发动对宋朝的进攻,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这三次战役都以西夏的胜利而结束。

虽然西夏取得了胜利,但是连年征战,耗费巨大,而宋朝此前已停止与西夏的互市,也不再给西夏银、绢的岁赐,导致西夏境内民怨沸腾,人们起来反抗或逃奔宋朝。别看宋朝军事不咋地,但是经济发达,弄个贸易战一制裁你,立马就把你拿捏了。

加上此时西夏与辽朝的关系恶化,西夏只能选择与宋朝议和,而宋朝自己也没办法消灭西夏,于是同意了,最终在1044年达成了协议,史称“庆历和议”。李元昊取消帝号,对宋称臣,宋朝封其为夏国主,每年赐予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逢年过节另行赏赐,并重开沿边榷场贸易。不过,李元昊只是在国外才对宋称臣,在西夏国内还是一副皇帝的做派。

那西夏与辽朝为啥关系会恶化呢?一是,李元昊与辽兴宗的姐姐兴平公主夫妻感情不和,兴平公主生病期间,李元昊也不向辽朝报告病情,后来公主去世,引起了辽兴宗的不满;二是,夏辽双方常常因为辽朝境内的党项部族叛逃问题,引发纠纷;三是,辽兴宗趁着宋朝与西夏战败的时候,趁机要挟宋朝,宋朝以增币为代价,换取辽朝约束西夏不再攻打宋朝,并取消帝号。结果,辽兴宗海口夸出去了,李元昊却不答应,这让辽兴宗觉得身为宗主国的脸面大丢。

1044年,辽兴宗率军亲征西夏,结果被打败了。不过,李元昊立即同辽朝讲和,又向宋朝献俘。经过李元昊的这一系列操作,西夏算是在宋辽两大国之间立住脚了。

李元昊为西夏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他的下场却不咋样。李元昊把他儿子太子宁令哥的妻子夺走了,还与大臣的妻子没藏氏私通,结果被宁令哥的母亲野利皇后发觉,李元昊将野利皇后打入冷宫,这使得宁令哥对其恨之入骨。 这位没藏氏生了一个儿子叫李谅祚,由没藏氏的哥哥没藏讹庞收养。没藏讹庞兄妹想让李谅祚成为太子,于是唆使宁令哥去刺杀李元昊。1048年,宁令哥联络族人在宫中埋伏,趁李元昊酒醉,刺伤了他,李元昊不久就去世了。谥号武烈皇帝,庙号景宗。

西夏之李继迁、李德明开基创业

西夏从1038年正式建国到1227年被蒙古灭亡,历经189年、10位皇帝,全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了现在的宁夏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南部、青海东北部,有人口200多万。先后与辽朝、北宋和金朝、南宋鼎足而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

西夏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党项族是西羌族的一支,所以又叫“党项羌”,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南,后来在吐蕃的持续威胁下,安史之乱后,最终迁徙到了灵州、庆州、夏州、银州等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宁夏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

晚唐时期,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因帮助朝廷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夏州节度使(后改称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西夏国号的渊源就在这里。此后,在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斗争中,党项族采取了明哲保身、保存实力的策略,并趁机扩大地盘,逐步占据了定难、保大二镇之夏、绥、银、宥、鄜五州之地。这是此后西夏最终得以立国的根据地。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代,其中夏州党项的割据势力,名义上先后臣服于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而实际上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

宋朝建立后,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又归附了宋朝。宋太宗时期,定难军内部因继承问题发生内讧,朝廷下令让定难军留后李继捧举族进京,并献出所属的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想借此消灭这个地方割据政权。

但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不同意,逃走了。李继迁就是后来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祖父,李元昊称帝后追封其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

李继迁逃走后,以“恢复祖业”相号召,聚拢族人反宋。从982年开始,李继迁多次进攻党项故地,与宋军交战,偶有小胜,但是常遭重创,有时几乎全军覆没。

为了与宋朝抗衡,他选择与辽朝结盟,当时正值宋太宗意图收复幽云十六州,北伐辽朝,辽宋交战之际。为了拉拢李继迁,986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并将宗室之女封为义成公主,嫁给了李继迁,双方正式结盟。

此后,李继迁加紧了对宋朝的进攻。宋朝对李继迁经济封锁失败,军事进攻失利,且在997年宋太宗去世,宋真宗即位,宋朝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在李继迁遣使求和后,宋真宗下诏封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管理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并且还给了不少物质赏赐。这样,党项故土得以恢复,管辖范围大概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榆林市大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但是此时的李继迁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守住故土了,此后他再次进攻宋朝西北边境的其他地方,并于1002年占据了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市内),还把治所从夏州迁到这里,改名为西平府。

下一步,李继迁选择向河西走廊扩张,当时河西走廊被吐蕃人、回鹘人所占据。1003年年底,李继迁攻占西凉府(今甘肃省武威市),然而在返回西平府的途中遭到吐蕃人伏击,中箭受伤,不久因伤重而死,西凉府也丢了。

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位,这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父亲,李元昊称帝后追封其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

在李德明继位一年后,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这意味着他暂时无法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了,于是他选择同时与宋、辽交好。

辽朝先后册封他为西平王、夏国王。宋真宗为了巩固内部统治,粉饰太平,也放弃了之前因李继迁复叛而采取的强硬态度,实行招抚政策。

双方经过协商,1006年,正式签订了和约,宋朝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由于李德明不同意归还灵州和送子弟作人质,所以宋朝在允许党项人进入内地贸易和撤销青盐内输的禁令两项上也作了保留。

李德明在解除了东边的后顾之忧后,与儿子李元昊全力向河西走廊扩张,此后20多年里,占领了凉州、甘州、肃州、沙州、瓜州,逐渐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地区,这使得党项政权拥有了农牧兼宜的宝地、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还有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

李德明在位期间,党项政权实力的增长,宋辽两国不断的封爵赏赐,使得他称帝建国的欲望愈加强烈。他在统治区内修建宫殿、出行的仪仗和宋朝皇帝相仿、追谥其父李继迁为皇帝,改灵州怀远镇为兴州(今宁夏首府银川),把治所迁到了这里。

不过,还没等他称帝,在1032年就去世了。李继迁和李德明父子的开基创业,为日后李元昊称帝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节、元旦与新年

因为同时用两种历法,我们现在过两个年:阳历新年叫元旦,阴历新年叫春节。而在古代,“春节”专指立春,“元旦”则为现在的春节。

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年和节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年从腊月初一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是时间跨度很长的一个节期,而立春是一个重要节气,在二十四节气中排第一,因此,春节也不等同于过年。

一、春节元旦,含义变迁

在不同时代,农历新年有不同名称。在先秦时叫“上日”“元日”“改岁”“献岁”等;两汉时期,改称“三朝”“岁旦”“正旦”“正日”等;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元辰”“元日”“元首”“岁朝”等;到了唐宋元明,则称为“元旦”“元”“岁日”“新正”“新元”等;而清代,一直叫“元旦”或“元日”。

其实在古代,“春节”专指立春,“元旦”则指农历大年初一。

古代以立春为岁首,并在此时举行庆典,是为“春节”。“春节”一词最早见于东汉的《后汉书·杨震传》:“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这里的春节指的是立春之日。

自汉武帝颁布《太初历》后,开始恢复夏历,以夏历(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岁首,古称“元旦”。

辛亥革命后,全国开始采用公历,将公历的1月1日定为元旦。到了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提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至此,原指阴历岁首的“元旦”和“新年”,被用来指公历1月1日,而阴历岁首改称“春节”。

在推行新历、废除旧历上,南京国民政府一度很激进。1925年1月1日起实施的《实行阳历新年的办法》规定,阴历新年之拜年庆祝等,均改在新年举行。1930年,国民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一)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

然而,禁令归禁令,老百姓还是按老规矩过自己的年。大都市的民众在“国历”1月1日虽然要虚以应对,在大门外贴一幅标语般的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以后,才在筋疲力尽的情形下,结束过年的生活。《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六期《过年》一文中这样写道:“1934年年初,国民政府停止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把公历1月1日称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过大年正式改称“春节”。最终,旧历新年的“元旦”名称虽然被“剥夺”了,但内容和形式却都保存了下来,以“春节”的名义继续留传下去。

所以说,新年与春节的合并,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古代立春过“春节”,初一过年;现在正月初一,新年、春节一起过。

二、年非节日,而是节期

中国年节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源于冬祭,古时叫元旦,即一年的第一个早晨。《尔雅》对“年”的注解是:“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一年之始从正月朔日子夜算起。如商代曾以腊月为正月,周代以十一月为正月,秦代则以十月为正月。从春秋战国到秦朝,先后有过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历法,史称“古六历”。各种历法的区别就是岁首不同。

夏历,是以冬至所在的建寅之月为岁首(即后世俗称的“阴历”正月);殷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相当于夏历的十二月);周历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秦统一中国后,以建亥之月为新年之始(相当于夏历十月)。《史记》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农历十月,在先秦时期本就是一个重要时节:九月谷物进仓,十月冬烝之祭。《礼记•王制》曰:“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而这样的十月冬祭,到了秦代又叠加了新年岁首的特别意义。自此,“十月朔”成为举过同庆的法定年节。

汉初,仍沿用以“十月朔”为岁首的习俗。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由于“观象授时”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司马迁创造了《太初历》,这才废用“十月朔”,确定了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新年。此后,农历年节的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

年节寓意一年的开端,其本质意义就在于开端。汉代《尚书大传》说:“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亦曰:‘三始’。”认为正月一日是一年的开端,一月的开端,一日的开端。隋代杜台卿在《玉烛宝典》里说:“正月一日为元日,亦云‘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也说到这一天是新年的开端,新季节的开端,新月份的开端。

年节的概念,最初含义还跟农耕相关。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也是世界闻名的高度文字化的国家,中国人很早就借助汉字表达对年节的认识。在古代,“岁”是一种收割和祭祀工具,“年”表示庄稼成熟,古时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年”字的甲骨文写法是上部为禾形,下部为人形——会意一个人背负成熟农作物的形象。《说文·禾部》释义:“年,谷熟也。”段玉裁注引《尔雅·释天》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年者,取禾一熟也。”由谷物每年一熟引申为年的时间概念。年的名称从周朝开始,至西汉正式固定,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清朝统治后,南京临时政府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行夏历,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规定在民间使用夏历,在政府机关、厂矿、学校和其他社会团体中实行公历,以公历的1月1日为元旦,把农历的正月初一称春节。这便开创了中国独有的年节双轨制。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年和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年从腊月初一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只有过大年才能称为“年”,其他时间庆祝都只能称为“节”。过年,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年期。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当了大总统,特别“批示”把“元旦”给了公历1月1日,咱们过大年才不得不改称“春节”。

由于春节在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史中从来都叫作“过年”,而不叫作“过节”,所以今天把它叫作“节日”,并不贴切。就其文化内涵而论,“年”远比其他任何节日都更加深厚,外延也更加广远;就其程序而论,它也不是一个“节日”的单元时间,而是一个“节期”的系列时间。“年”的体量绝非一个“节日”所能承载。

几千年来,中国就在这一个节期里,举国上下,君臣官吏和亿万百姓,都充分调动起最热烈的情绪和最美好的情感,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祭奠和庆典严密地组合起来,表现一年一度“辞旧岁、迎新年”的年俗主题,表达一个“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良好祝愿。

三、生肖与年,何以结合

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时间记号和代表性符号,它由十二种动物组成,分别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些动物被用作人们记录时间、纪念岁月和寓意吉祥的方式。

关于十二生肖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黄帝时期。当时,人们开始采用采用十二地支的计时系统,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时间周期。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代的十二地支计时系统,跟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等十二星座有关,最早的十二地支、十二星座都代表着每年十二个不同的月令、节令。

殷商时期发明了甲、乙、丙、丁等十个计算与记载数目的文字,后来研究命理的人把它称为“天干”,并使之与地支结合运用,如甲子、乙丑等,用于计年、月、日、时。

而以动物纪年的方法最初起源于我国古代西北部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中。《唐书》载:“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清代著名考据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考证云:“益北狄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至汉时呼韩邪(单于)款塞人居五原,与齐民相杂,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十二生肖最早见于《诗经》,《小雅·车攻》篇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又见于《礼记·月令·季冬》:“出土牛,以送寒气。”

以十二种动物取代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令,最晚应形成于汉代。有明确记载的是东汉王充所写的《论衡·物势篇》:“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又云:“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申,猴也。”共提出十一种生肖名。加上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有“吴在辰,其位龙。”恰好补上了“辰龙”,而成全了十二生肖。可见在东汉十二生肖已经形成。清朝赵翼所著《陔余从考》也指出这一史实。至于为什么要选定十二种动物作标志,最早可能与图腾有关。古代各部落都选一种特别惧怕或特别喜爱的动物,以其图案作为本部落标志。宋代洪巽的《旸谷漫泉》、明朝郎瑛的《七修类稿》等对此都作了解释。另外佛经《大集经》记有十二生肖轮流游行的故事,但其中无虎而有狮子,因此有人认为,十二生肖是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的,以虎代狮,可能与中原不产狮有关。

至于十二生肖的使用,至少在南北朝时代就已经出现。北史《宇文护传》记载了宇文护的母亲写给他的一封信,内容是:“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由此可见当时民间已普遍使用十二生肖记录人的生年了。 但是,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第11号秦墓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上千支竹简。其中《日出·盗者》清楚地记载着用生肖占卜盗贼相貌特征的文字。这一奇迹的出现,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使用十二生肖了。因为第十一号秦墓,据考证葬于始皇帝三十年,即公元前217年。

南北朝时期不仅使用十二生肖纪年,而且出现了沈炯创作的《十二属诗》: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阴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怀。狗其怀屋外,猪蠡窗悠哉。”这首诗在首字按序嵌入了十二生肖名,且突出了每种动物的生性特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汉族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的选择,皆与汉族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相接近。它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一类是已被驯化的“六畜”,即牛、羊、马、猪、狗、鸡,它们是人类为了经济或其它目的而驯养的,占十二种动物的一半。第二类是野生动物中为人们所熟知的,与人的日常、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动物,它们是虎、兔、猴、鼠、蛇。第三类是中国人传统的象征性的吉祥物——龙。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集许多动物的特性于一体的“人造物”,是人们想象中的“灵物”。龙代表富贵吉祥,是最具象征色彩的吉祥动物,因此生肖中更少不了龙的位置。

四、辞旧年,迎岁首

春节(农历新年)是农历正月初一,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隆重的庆祝性节日。汉族地区从腊月二十三开始过小年,洗扫迎新,剪窗花、贴春联、办年货;除夕守岁,全家放鞭炮,击鼓驱傩,阖府团圆,长辈向儿童发压岁钱;新年子时,鞭炮齐鸣,各家焚香致礼,敬天地、祭列祖。此后走亲访友,拜年祝贺;从年初三开始竞相开展各类娱乐活动,耍狮子、舞龙灯、扭秧歌、扮故事、跑旱船、说书唱戏、表演社火,热闹非凡。

各地区的活动持续到正月十五,再次形成欢庆高潮。如果说立春是农历第一个节气,那么元宵节则是农历年里第一个节日。元宵节是结束前一个大年、开始新一年的象征。有了元宵节(上元节),才能有中元节、下元节。为了新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要大大热闹一番的,所以有“闹元宵”之说。

年节是一年中农闲时间最长的季节,这是中国汉族和其他约36个兄弟民族共同的最隆重的节庆。它不仅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内容和形式。可现如今,能够完整保存当地原有过年习俗的地方已越来越少。

所幸的是,政策也关注到了年节习俗的留传,至少,今年开始,不再实行一刀切的“禁放令”了。

年节红火热闹的表现形式,至少应该是视觉艺术的华美鲜艳、五彩缤纷以及听觉艺术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承载着人们对新一年所有的美好期许和愿望。

西辽

在中原王朝周边,或者说在中原地区曾经建国的少数民族当中,对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除了蒙古族,就是契丹族。

对于蒙古对中亚乃至欧洲的影响力,我们相对比较熟悉,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的故事,一直以来也是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但是对于契丹人的故事,除了由它建立的王朝辽国,后被金国所灭,对于之后契丹人的去向,并不是人人皆知的。

西辽,一个被忽略的王朝,国祚86年,但它却将中国的威名远播西方

01 西辽的建立

耶律大石是辽太祖阿保机的八世孙,也是辽国末年的一员虎将。1123年,在与金朝的作战中被俘,之后被迫成为金国的向导,在他的指引下,天祚帝两个儿子及嫔妃、公主、从臣多人被金人一窝端,同时还获取了辎重车万余辆。

但是在一年后,耶律大石率领一支军队又逃归了辽国。辽天祚帝得到这支军队后出兵收复燕云,但耶律大石认为不可,当下应养兵待机,结果天祚帝不听,最终身死国灭。

耶律大石在天祚帝不听劝的情况下,同时也认为辽国大势已去,所以,自己带了两百人出走可敦城(今蒙古境内),会七州十八部首领,得精兵数万,从此自立为王。

他原本打算东进,联合西夏、南宋抗击女真人,但夏、宋对其防范甚严,且金朝先后灭了辽和北宋,势不可挡。

所以,1130年,耶律大石就率军西进。

在当时的中亚地区,大的势力有两股:一个是喀喇汗王朝,另一个是高昌回鹘。

喀喇汗,这个民族是回鹘西迁和当地突厥融合而形成的民族,王朝首领自称“桃花石汗”或“东方与中国之主”。到1041年,喀喇汗经历了分裂,分为东喀喇汗朝和西喀喇汗朝。

回鹘是铁勒后裔,曾经建立了回鹘汗国。唐朝后期,回鹘征服了西域。公元842年,随着回鹘汗国的瓦解,大量的回鹘人西迁至西域,并在此建立了新的政权,史称“高昌回鹘”或者“西州回鹘”。

1130年,耶律大石西进至叶密立(今新疆额敏),招抚当地突厥诸部,势力增强后继续西进,之后与喀喇汗朝发生冲突,结果败北,最后仍退守叶密立。

在叶密立休养生息过程中,1132年,耶律大石称帝,年号延庆,上尊号天祐皇帝,当地人称他为菊儿汗,史称西辽

02 西辽的征服

从古至今,同族异族战争不断,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占地盘,求生存空间,西辽也不例外。

西辽在建国后,继续向西扩张,首先降服了高昌回鹘,之后又收编了在喀喇汗朝边境的突厥-契丹人。

1134年,西辽征服了东喀喇汗朝,同年,定都巴拉沙衮,也称虎思斡耳朵。

1137年,西辽与西喀喇汗朝发生战争,并在忽毡将其击败,西喀喇汗朝之败引发中亚震动。

由于喀喇汗朝是一个多民族政权,西喀喇汗朝的大汗马合木与葛逻禄(少数民族)矛盾不断,之后各自对外寻求帮助。

马合木求助于赛尔柱王朝,而葛逻禄则向西辽求援。1141年,赛尔柱与西辽会战于卡特万,结果赛尔柱军大败。

耶律大石成功占领了西喀喇汗都城撒马尔罕 ,最终,西喀喇汗朝也被西辽征服。

随后耶律大石把目标指向花剌子模,花剌子模作为一个中亚古国,曾归属于萨曼王朝和喀喇汗王朝、塞尔柱王朝。

在西辽击败塞尔柱王朝后,迫使花剌子模投降,每年向其纳贡,遂花剌子模也成为西辽的附庸。

到1143年,耶律大石去世时,西辽的疆域也达到了巅峰,直辖地以巴拉沙衮为中心,北至伊犁河,南至锡尔河上游,西至塔拉斯河,东至伊塞克湖之东。

其附庸国有东、西喀喇汗朝、高昌回鹘、花剌子模;附庸部落有粘拔恩部、康里部和葛逻禄部等。

至此,西辽称霸中亚。

03 西辽的衰败

西辽在耶律大石死后,由于儿子夷列年幼,由其母感天皇后临朝称制。到1150年夷列才嗣位,但13年后便去世了。

夷列死后,西辽由其妹普速完称制,号称承天太后。1178年,承天太后因处死丈夫萧朵鲁不,从而引发其父萧朴古只沙里的政变,承天皇后被杀,之后西辽进入第三代帝王直鲁古时代。

此时的花剌子模王朝已逐渐强大,国王摩诃夫力求摆脱附庸的地位,于是,他联合西喀喇汗朝起兵反辽。

之后西辽与花剌子模交战七十多次,屡遭失败,最后不得不退出河中地区,其附庸国、属部纷纷自立,从此,西辽走向衰退。

1206年,蒙古逐步强大,于1208年击灭乃蛮国,之后乃蛮王逃奔西辽,被直鲁古收容,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但屈出律恩将仇报,他见直鲁古年老怠政,于是就想着阴谋篡权。他先是提出让其收集亡散的乃蛮旧部,重新壮大力量,之后又受到花剌子模的拉拢,最终于1211年对直鲁古发动了袭击,篡夺了他的帝位。

1218年,由于屈出律动了成吉思汗的奶酪阿力麻里,于是成吉思汗派兵西征屈出律,而屈出律由于实行宗教独裁,大肆杀害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虐待异教徒,因此也成了过街老鼠。

蒙古军所到之处,穆斯林纷纷起义,大开城门迎接蒙古军。屈出律最后在逃亡途中被当地人捉拿,交给蒙古军后被处死。

至此,西辽灭亡。

04 西辽的影响力

西辽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境内通行汉文、契丹文,民间广泛使用突厥语。

政治思想开明,各附属国各自操着自己的语言文字,特别是改变了原喀喇汗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做法,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容许各种宗教传播,所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在此地也相当盛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英译名China一词与契丹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13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的著名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游历17年,还担任了元朝的官员。

1298年问世了一本《东方见闻录》,现称《马可·波罗游记》,在这部游记中,马可·波罗称中国北部原金朝的疆域为“契丹”(Cathay),称中国南部原南宋为“蛮子”,他说元朝的疆域就是契丹和蛮子加上西藏、西域、云南等地,同时还记录了那片土地的富足与美丽。

之后引发哥伦布寻找契丹国而发现了美洲大陆,最终寻找契丹由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实现,并由利玛窦执笔写成了《访契丹记》。

域外习惯称中国为契丹,与契丹族建立的两个政权辽与西辽也脱不了关系,这两个政权合起来存续三百多年,辽国在境内影响大,而西辽则在中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于是,蒙古和西北的一些民族便习惯称契丹或辽的统治区为契丹。即便在辽被金所灭,西辽被蒙古所灭后,他们仍然习惯用“契丹”来称呼这些地区,最终演变为中国的统称,从Cathyay演变为China。

吴王剿水西

清朝初年,水城地方曾经历过一次大的战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王剿水西”之役。

水城原属水西吐司管辖地,当时水西辖有今大方,纳雍、水城、黔西、织金、金沙等县地。据《贵州通志》载:水西有“田十万二千三百九十六亩有奇,土六万六千四百十亩有奇。”不仅地广物茂,地形上还具有“扼滇楚之喉,当粤蜀之要”,“其地山川险隘,林密箐深,行若登天,一夫防守,万人难进。”(平远州志)之战略地位。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水西彝王安坤,因“归顺忠诚”,引清军进占贵州有功,被封为水西宣慰使司宣慰使。清康熙二年,贵州发生丹平长官莫之廉和金筑土官王应兆反清事,接着广西反清夷人阿仲又带领起义军进占安龙,安坤认为这是清王朝衰弱象征,于是萌发了反清思想。后又受明遗太师匡国公皮熊的鼓励,反清之势日露。康熙三年(1664年)与之同谋的明遗将金印被捕泄密,安坤只得于该年二月联络乌撒(威宁)土官盐仓土司安重圣率众数万,正式起兵反清。这时清廷为平西王的云贵总督吴三桂闻讯,立即奏报清廷“贵州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臣念水西乃用兵要路,未可容其窥伺梗阻,臣欲为先发制人之策,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清廷为了利用吴三桂和水西土官势力之间的互相战斗而彼此削弱,以利满洲贵族的统治,很快就批准了吴的征剿计划,并指出:“水西土司安坤…….阳顺阴逆,中怀叵测,应如所请,悉心筹划,相机进剿。”(《世祖实录》)

圣旨下达后,吴三桂即于康熙三年三月率云南十镇兵二万八千人出剿水西,并令贵州各镇守兵协同讨伐。这时乌撤土司安重圣已派重兵扼守天险可渡河,吴兵不得进,只好绕道水城归集(即今发耳一带)入境。其时宣慰使安坤亦早有准备,已在水城阿扎屯(今水城米箩区盐井屯)扎营,亲临指挥,并在归集、米箩两地布置了防兵。吴三桂清军到达归集,米箩即碰上抵抗,交战多次,彝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清军随即进逼阿扎屯,派刘秀率三千人出战,将彝军将领阿武法沙包围屯下,皮熊急派兵援救,激战中,清军将领刘秀,彝军将领阿武法沙均受伤,双方各自收兵。第二天吴三桂又派另一个将领王洪率三千军逼近阿扎屯前,彝族将领叉嘎那率三万人相击,被乱箭射伤,全军被王洪所困,幸阿武法沙及时援救,才得脱险。安坤见清军势盛,不可硬迎,于是收兵驻守阿扎屯,不再出战。由于阿扎屯“山川险隘”,加之彝军勇猛非常,吴三桂清军多次进攻,均未获胜。于是吴三桂决定暂时放弃进攻,采用避其锋芒,攻其巢穴的计策,以分散彝军兵力,诱其下屯。

这时乌撒卫(今威宁城)告急,吴三桂就派猛将马三保带一支军先出发去剿盐仓(威宁东南)以解乌撒之危,自己则率主力折向安坤的大后方以那(安坤妻禄氏居住的地方,在今织金县境)进军。

吴三桂军在经阿佐(今滥坝区阿佐)、比德时遭水西、乌撒军截击,只好又折回黑座(今玉舍区甘糖乡)附近分兵扎营休整。由于吴三桂行军中实行的是“凡经过处步步肃清”(《大定县志》.水西安氏本末)的残酷政策,对人民肆意屠杀,财产任意掳掠,所过之处动辄“以炮击之,焚其村寨”(《大定县志》.评水西逸事),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而激起广大人民对吴三桂的仇恨和反抗。在吴三桂军营周围,各族人民协助彝军用“声东击西”“各个击破”的方法,给吴军以狠狠的打击,一举消灭了把总王乙三百精骑以及驻扎猴儿关(今滥坝镇茨冲乡)的刘安邦军。吴三桂连遭几次打击,无法再休整,便从黑座出发经马鬃岭(今水城属南开区乌铅乡与纳雍交界处)直奔织金的得德勒坝。

安坤与皮熊知吴三桂奔向以那,就在卧这(织金境)陈兵截击。吴探知卧这虚实,急派人召回马三保,挥军奇袭,一下破城而进,取了卧这,随即又攻克果勇底城(今织金城)。

皮熊在以那获悉吴军已破果勇底,就倾水西军将果勇底团团围住,接着又派重兵把住那巴桥、六归河截断吴三桂粮道,致使吴三桂缺粮断炊在果勇底陷入困境。岂料安坤亲信叉嘎那却暗中早同吴三桂有勾结,吴三桂曾答应叉嘎那解决安坤后由他继承贵州宣慰使职.叉嘎那官迷心窍,不惜出卖民族利益,背叛彝军,成了可耻的内奸。当时吴三桂军已处危急关头、彝族将领阿武法沙、皮熊等向安坤建议,趁吴军处于困乏时,尽全力攻打,可获全胜。但内奸叉嘎那却千方百计出面阻拦,说什么“吴军已经饿饭,行将自毙,无需攻打了,保存点实力不更好!”安坤错误地听信了叉嘎那的话,以至贻误战机。不久,贵州提督李本深援军赶到,内外夹攻,彝军反遭大败,皮熊被擒。安坤则从以那跑到九里箐(今大方县境)。吴三桂立即派刘奇带兵追捕。安坤又经皮甲、胧胯等箐转从小路向西奔走,折入归集,再度到达阿扎屯。据传,吴军跟踪追到阿扎屯后,将屯围住,奈何屯险难攻,无法拿下。又是叉嘎那出卖彝军,令号军在屯上吹号,告知派入吴军奸细,言明屯后马尾河有路可攀缘上屯。三桂闻知大喜,立即组织人马从后山进屯。清康熙三年五月,安坤终因听信小人而导致屯破被俘(一说安坤于逃跑途中被俘),后来被磔于军中,至此水西亡。

“吴王剿水西”总共历时三月左右,而在水城之战就几乎占去三分之一时间,作为水西辖地,水城所付出的损失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