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西巡之四角坪遗址

在陇南市礼县县城东北2.5公里处的四格子山顶部,有一块面积约2.8万平方米、明显经人为处理过的大平台,经勘探发现,平台外围有夯土墙环绕,内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经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4年的发掘和研究,确定四角坪遗址是目前国内罕见的、保存状况较好的秦帝国时期大型礼制性建筑群。根据推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西巡过程中,很可能在这里举行过祭祀上天、祭奠列祖的仪式。

甘肃是秦人诞生、崛起之地。

根据史料记载,秦人族出东夷,其始祖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嬴氏,并列为继承人。大禹去世后,伯益被大禹之子启所杀,其部族遭到打击并迁移流散。夏末,嬴秦参加商夷联军灭夏并进入关中,由此成为商朝的显贵。周人灭商时,追随商王的嬴秦又遭受沉重打击并迁移各处。其中,嬴秦首领中潏被迫归周并西迁陇右西犬丘(今礼县一带)。周初,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将参与叛乱的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嬴姓商奄之民迁往“朱圉”(今甘谷县西)。至此,嬴秦在经历夏商两代千年之久的起伏动荡和迁移流散后,在甘肃东部定居下来。

从商末中潏西迁西垂到秦文公迁都关中,在整个西周近300年间,十四代(抑或是十三代?)秦人一直生活于甘肃东部。公元前771年,西戎攻破镐京,西周亡,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被封为诸侯,于是秦襄公建国。秦文公继位的第三年东猎,一年后(前762年)到达汧渭之会(今宝鸡市)并迁都于此,开始了秦人建立霸业、一统天下的历史进程。而秦人在定都关中、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祖上辛苦经营的大后方,相反,礼县一带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了金属、食盐和马匹等重要战略物资,为秦人连年与东方诸国作战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

2012年,礼县博物馆馆长王刚在田野调查时发现了四角坪遗址,同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初步勘探。2020年至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遗址开展连续4年的发掘研究工作,目前已基本明确四角坪遗址的建筑格局。

据四角坪遗址的项目领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侯红伟介绍,四角坪遗址建筑群结构规整,层级分明、秩序井然,以大型夯土台为核心、整体呈明显的中心对称格局。已发掘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台基、土台四边正对的四组附属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属建筑组成。各方向对应位置的建筑,平面及柱网布局一致。中部夯土台基平面呈方形,边长约为27.8米,现已发掘其西半部分,结合勘探情况可知,土台四边各有两处夯土台阶。土台四边有柱洞紧靠台缘,底部均垫有柱础石,说明土台四周有立柱环绕。台基外围四周有鹅卵石铺设的宽约1米的散水。

在中心夯土台的中心位置,有一边长为6.5米的方形半地穴空间。其四角各有一柱坑,每个柱坑包含两个截面为近方形的柱洞,四壁中点处各有一个柱洞,柱洞底部均有柱础石。地面铺设方形素面地砖,沿整个平面的两条对角线将部分地砖切割,中心交点处被一晚期坑破坏。

铺地砖采用了较高超的填缝技术,达到了密封效果。地砖下埋设陶水管道,在夯土下向北延伸,与台基北部的排水设施相连。四壁残存上下两排铁钉,垂直钉入夯土壁,据现场遗物分析,铁钉可能用于固定墙壁上的饰面砖。中心夯土台四面中部分别对应四组附属建筑,现存相对的两个近方形夯土台,土台边缘环绕柱洞和柱础石,二者共同被一圈散水包围,依次命名为北1、西1、南1建筑。

中心夯土台四角分布曲尺形夯土台基,同样由散水包围,台基边缘环绕柱洞及柱础石,台基上散布零星的柱础石。附属建筑以夯土墙相连,并分隔出多个院落,与附属建筑一同将中心土台围合,形成这种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独特建筑格局。

形象地说,四角坪遗址的地上建筑群,就像一座大型的南方传统天井式建筑,每逢下雨,四周雨水都会流向中间的天井,汇入那个半地穴式的空间。其周围的地砖铺面以及“美缝”技术的应用,加上四周墙面悬挂的墙砖,都是为了防止雨水的渗漏。而当这个半地穴空间的水位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多余的雨水将通过地砖下埋设陶水管道排向整体建筑的外围。

秦人之所以煞费苦心修建一座这样的建筑,也是颇有讲究的。根据春秋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来揭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的规律。邹衍认为黄帝时是土德尚黄,故服饰用黄色;夏朝木德尚青,故服饰用青色;商朝金德尚白,故服饰用白色;周朝是占火德而得天下,尚红色,故服饰用红色。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循环交替不息。

秦人统一六国后,以水德自名,故在这座国家级的礼制性建筑群中,凭借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达到了收集上天之水、以供皇帝祭祀的目的。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次年曾进行过一次西巡,所到区域为秦的北地郡(今平凉、庆阳地区)与陇西郡(今天水、陇南、定西地区),礼县地属秦陇西郡,在此发现有秦人早期的都邑与先公陵园,四角坪遗址为秦代大型建筑群落,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极为罕见,推测很可能是为始皇帝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

左慈及其传世弟子

自从汉末黄巾起义失败,张鲁降曹后,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对道教活动的限制,五斗米道的发展暂时停滞。但是社会上的一些神仙方土们仍然十分活跃,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道派。

葛氏道与灵宝派的来历

魏武帝曹操,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军阀,他对利用道教聚众造反不能不保持警惕。但是曹操也像秦皇汉武一样迷信仙术,“ 好养性法, 亦解方药”。

据曹植《辩道论》、魏文帝《典论》、张华《博物志》及《后汉书》、《三国志》等书记载,曹操曾将大批方士招集到魏国,一方面防止他们在民间惑众作乱,另一方面也向他们学习仙术。这些人中有能行辟谷方术的邵俭,有擅长行气之术的甘始,有名医华佗,还有以行房中术而著称的左慈、东郭延年、封君达等人。

左慈其人及轶事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曹操闻而召之。据说他到魏国时,人们竞相随之学房中术,甚至宦官严峻也往从问受。一天,曹操大宴宾客,谓众宾曰:“今日高会,珍馐略备,所少吴淞江鲈鱼耳。”左慈在座上应日:“此可得也。”因求铜盆贮水,以竹竿垂钓于盆中,须臾钓出一- 鲈鱼。操抚掌大笑,众客皆惊。操曰:“一条鱼不够,可更得乎?”左慈乃更垂饵钓之,须臾复钓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曹操又说:“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慈日:“亦可得也。”语顷,即入蜀得生姜还。后曹操与百官外出郊游,左携酒一升,肉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曹操感到奇怪,派人去店家探查,发现各家店铺的酒肉都没了。操心中不喜,欲捕杀左慈,慈隐人墙中, 需然不知所在。后来左慈逃到东吴,以道术传弟子葛玄。据说入霍山炼丹, 乃仙去。

东吴皇帝孙权,也很迷信神仙方术。他听老人们传说:当年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女入海求仙,止于直洲(今台湾)不还,其子孙常来会稽市买。于是派将军诸葛直、卫温率甲士数千人入海寻找,结果找到了台湾。孙权也优待方土,如介象、葛玄等人都受其宠幸。

葛玄其人及轶事

葛玄字孝先,丹阳句容(今南京)人,出身东吴士族家庭。早年师事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常服术辟谷,经年不饿。擅长治病,能使鬼魅现形,或杀或遣。又能坐薪柴烈火上而衣冠不灼,或酒醉潜入深水中卧,酒醒出,身不濡湿。又能分形变化,善使符书。孙权闻而召见,欲加以荣位,以客礼待之。

一次,二人共游宴,见道上人民求雨。权间:“百姓请雨,安可得乎?”葛玄说:“易得耳。”即书符置神社中,顷刻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深尺许。孙权又问:“水中可使有鱼乎?”玄复书符投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各长二三尺,游于水中,使人取出烹治,乃真鱼也。传说有人随风漂海,忽遇神岛,见人授书一函,题曰“寄葛仙公”,令归吴后送达葛玄。由足举代翕然,号之为“仙公”。吴赤乌七年(244年),葛玄去世,世人传说他已升仙,在天上被授以“太极左仙公”之职。葛玄弟子郑隐,亦擅长神仙方术,从葛玄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灵宝五符经》及《太清金液神丹经》等道书。在世八十余年,西晋末因避乱入霍山中,莫知所在。

葛洪其人及轶事

葛玄族孙葛洪,便是郑隐晚年招收的弟子。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3年),早年从郑隐学道。郑隐去后,他曾参与镇压太安二年的张昌、石冰起义。后至广州又从岳父南海太守鲍靓学道。东晋初还归乡里,被司徒王导起用为州主簿,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后因年老,欲炼丹,求长生,听说交趾(今越南北方) 产丹砂,遂求为勾漏县令,携子侄南下。至广州时被刺史邓岳留下,因止于罗浮山修道炼丹,卒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

葛洪是晋代著名道教学 者,他在西晋末东晋初撰写的《抱朴子·内篇》一书,全面总结了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信仰,从理论上加以系统论证,为后来道教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题。他还总结了晋以前的各种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辟谷、导引、房中、医药、炼丹等。尤其对炼丹术的贡献最为卓越,记录了许多实际的炼丹操作方法,从理论上证明服食金丹大药是成仙的最高途径。这本书不仅是道教史上的名著,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化学和医药卫生学的宝贵资料。

余论

从汉魏之际的左慈,经葛玄、郑隐,至晋代葛洪,道教神仙方术经几代方士的发展,渐趋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神仙信仰开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术,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导修道成仙的思想和具体方法,而不再只是装神弄鬼的骗人把戏。其二是某些神仙方士通过经典和方术秘诀的传承,开始结成组织,在道教中形成了不同于三张五斗米道的神仙道教派别。葛玄、葛洪这一派,被后人称为葛氏道或金丹派,他们对后来道教的继续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中新出的灵宝一派, 即托称葛玄为开派祖师。实际上灵宝派的创始者是葛洪族孙葛巢甫,而其集大成者是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这一派以《灵宝经》为主要传习经典,以元始天尊为最高神,重视斋直功德,劝善度人,有较为完备的宗教仪式。该派传续了数百年,宋元时期,他们以江西清江县阁皂山为本山,号称“阁皂宗”。后来逐渐与龙虎山的天师道融合。

原国

原国是西周之初诸侯国,伯爵,首封君为周文王第十六子姬原叔,《左传》中叫原伯,封地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一带。原的地名很古老,据说,这个地方曾经做过夏朝的国都,西周原国就是重建在夏都原城的废墟上。

“原”的甲骨文造型很奇特,外面是一口洞岩,里面多个小点自上而下呈散布状,表示涓涓细流往下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泉水穿谷而出,下面是一个幽潭。“厂”是代指石洞、岩石,“原”去“厂”就是一个“泉”字,合起来意思是“石洞里流出来的水”隐喻为水流的源头。现在我们说得的“源泉”,就是比喻事物的来历。故《说文解字》:“原,水泉本也。”

西周时期原国的具体历史已不可考,有史记载有关原国的事已到了春秋,而且都跟周王室有关,这说明原国国君历代在周室担任要职。据《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说的是公元前676年,虢公、晋献公、郑厉公让原庄公去陈国迎接王后陈妫到洛阳,陈妫即惠后。之后在鲁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673年,周王室发生“王子颓之乱”,郑厉公和虢公经过一番谋划平定了内乱,杀王子颓和五位大夫,然后迎周惠王还朝,为此。周惠王迫于压力,赐给郑厉公虎牢以东的大片土地。原庄公看不过去了,私下预言:“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大意是郑伯跟着防效那些以勤王要挟土地的诸侯,恐怕日后会招致祸患。果然,郑厉公在当年五月就莫名其妙的死去了。可见原庄公的识人断人之术。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说的是公元前635年冬季,晋文公包围了原国,晋文公之所以包围原国可能是因为平定王子带作乱有功,周襄王便将原国封地赐给了晋国,当晋国去交割时,遭到了原国的拒绝。晋文公本是个政治高手,不硬抢,只是包围原国,按兵不动,并定下规矩,限三日之内拿下原国,仅带三天粮草。但没想到原国与晋军耗了三天,毫无投降之意。无奈,三日期限已到,晋文公为了守诺准备下令撤离。这时,间谍从原国回来报告说:“原国将准备投降,请稍等。”晋文公说:“寡人已下军令,如今三日期限已过,必须要撤离,信誉乃国家重器,民之所庇,若不讲诚信,即使得到了原国,又拿什么去统治原国臣民?”然后退兵一舍(三十里)。晋文公的这个装模作样的举动果然比利箭大炮还利害,感动得原国人唏哩哗啦的,原国人开城投降,心服口服的归顺晋国。晋文公便把原国国君原伯贯迁到冀地(在今山西河津市)。这即是晋文公“守信降原”的故事。

原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连个屁都没放。原国虽然灭亡了,但估计国祚并没有中断,当初晋文公将它放在晋国冀地的某个位置继续延续原国的祭祀,所以国虽没了,国君却一直在世袭,只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而且继续在周王室任职。据《左传·宣公十六年》记载:“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殽烝。”说的是公元前593年冬季,晋侯派使臣士会去调解周王室的纠纷,周定王设享礼招待,而典礼由原襄公主持。这里所说的原襄公就是原国的国君。

原国最后何时绝祀,不得而知,国人以原为氏,成为原姓的始祖。

晋东南抗战之东坞岭伏击战

1938年7月29日至31日,侵华日军酒井联队在阳城町店遭痛击后,7月6日逃入沁水城,龟缩20余天后,于29日凌晨偷偷西窜,往晋南支援日军108师团。东坞岭是沁水县的西大门,是日军向西逃窜的必经之路。侦得消息,国民党九十三军五十八团、五十九团炮兵营奉命从中村出发,连夜进入东坞岭东侧的王寨至关帝坡20里长的公路两侧设伏,指挥所在杨家山。决死三纵队第七、第八总队从沁水樊村和翼城星夜奔赴东坞岭配合友军作战。

上午十时,1300余名日军、180余辆汽车进入伏击圈,设在杏峪姚家河的曲线首先将关帝坡日军先头汽车击毁,拉开了东坞岭战役的序幕。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全歼日军1300多人,生俘44人,击毁汽车180余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东坞岭大捷是抗日战争以来,国共合作在沁水境内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寇西渡汾河的野心。

晋东南抗战之町店浴血战

1938年春,日军占领豫北、晋南并打通同蒲铁路线后,不断对中条山地区进行“扫荡”。驻豫北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为打通豫北、晋南之联系,驰援曲沃之日军,于7月初由陇海线北上,经晋城、阳城西犯。

八路军总部侦悉情况后,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晋南作战,命令徐海东、黄克诚统一指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六八八团和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主力,由上党地区昼夜行军,抢先于7月1日进至阳城的町店以北地区隐蔽设伏。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同时奉命集结在将军腰、梁家(圪针树腰)一线,配合主力行动。八路军主力到达町店北山后,与当地地下党组织、抗日政权取得联系,由当地安排部队在苏家岭、北庄、柏圪堆、孔家沟、增村、前岭等村庄驻扎,阳城县政府随即组织战地服务团前往町店援助部队。

7月2日,徐海东在指挥部驻地苏家岭主持召开了战前军事会议,分析了町店一带的地理环境特点,进行了战前动员部署,布置了战斗任务。其作战部署为:由六八七团一、二营占领町店东北侧制高点,伏击围歼进攻町店之敌。该团三营在町店以东10华里的美泉打援,断敌退路;六八八团于黄崖、东圪堆山口待命,出击芦苇河,围歼日军之骑兵;七七二团一、二营在乌龙沟、义城埋伏机动;晋豫边游击队于刘村附近把守山口,并于黄崖南面山包阻击敌人,堵敌西进之路;当地自卫队在外围进行袭扰,围歼零散逃跑之日军,并担负护卫群众担架队、运输队之任务。

7月3日晨,日军飞机在町店一带盘旋侦察过后,指挥部马上接到侦察队长张天保的敌情报告:日军二十五师团一个机械化联队500余日军及汽车辎重己渡过沁河,其先头骑兵200余人已进入黄崖休息,其余日军即将进至义城、町店。指挥部迅速命令各部在芦苇河两侧高地预设阵地准备战斗。下午1时许,日军首尾前后进入八路军伏击圈内的黄崖、町店、义城等地区。由于天气炎热,大部日军下河洗澡纳凉。八路军指挥部即刻下达作战命令,将日军分割包围在町店、义城、黄崖3个主战场。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日军残部在溃退途中,又在汤帝山、沁河渡口、清水磨等地遭到军民围歼。

当夜,指挥部判断日军必然会组织反扑,遂决定六八八团和晋豫边游击队继续在町店附近隐蔽待命,阻击来犯之敌,其余部队虚张北撤,以迷惑日军。7月4日凌晨,日军二十五师团后续部队数百余敌渡过沁河反扑过来。天刚拂晓,几架日机在芦苇河沿线轮番轰炸、扫射。11时许,日军先派出两辆汽车沿河试探西行,见无动静,大部队即一边向两边山头开炮,进行火力侦察,一边向前进。当日军大队人马行至黄崖、八里湾附近时,八路军六八八团、晋豫边游击队在此打响阻击战,猛烈的火力再次重创日军,使30余辆日军汽车毁于炮火之中。午后,晋南日军十五师团一部东进接应,在黄崖一带遭到阻击,日军仓皇组织残部突围西窜。

这次战斗,毙伤日军近1000人,击毁辎重汽车30多辆,缴获战马1000余匹、机枪30余挺及其它武器、物资不计其数。之后,八路军主力撤出阳城,继续转战太行。

町店战斗有力地配合了晋南国民党军队作战,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7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以《町店浴血战》为题作报道,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同时播放了町店战斗的胜利消息,抗日军民为之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