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古国,位于中亚”母亲河”阿姆河下游三角洲,是中亚文明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分辉煌的时期,其文化成就堪称中亚文明宝库中的奇葩。旧译”回回国”或”火寻”,是一个位于今日中亚西部地区的古代国家,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土地上。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叶,其领土广阔时期包括今日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东部及以色列等地。

1200年,花剌子模的阿拉·阿德丁·摩诃末继位,他使花剌子模国达到了鼎盛,在他统治期间花剌子模国成为中亚的主要帝国。他的第一次行动是从古尔人手中夺取了阿富汗地区。

1210年,摩诃末大胜西辽(辽皇族耶律大石在新疆建立的国家)王古出鲁克,想继续向东扩张。

1215年,摩诃末派遣以哈拉丁为首的使团来中国,在中都附近觐见了成吉思汗,并且受到优厚礼遇。之后,成吉思汗派遣了回聘使团。

1218年使臣到达花剌子模递交了成吉思汗致摩诃末的书信,信的大意是:吾人眼下有友邻之责,人类协调的途径应由双方遵循;友谊的责任应得到承担;吾人应有义务在不幸事故中相互支援和帮助;并且应使常行的和荒废的道路平安开放,让商人们可以安全无约束地来往云云。

回聘使团还没回到京城,蒙古商队便到达了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守城的花剌子模将军亦难赤,眼红商队的大量财物,竟把商队作为间谍扣押。上报后,大汗摩诃末命令将商队人员全部处死,财货没收。仅有一名驼夫逃回报信给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在震怒之余不失,一面派哲别将军追歼盘踞新疆的西辽王古出鲁克,以投石问路探测动静;一面又派以伊本·哈福剌只·布拉为首的使团出使花剌子模,据理责问摩诃末。摩诃末无以置答,竟又将三位使臣杀掉。

花剌子模大汗摩诃末的一再挑衅,成吉思汗再无退路,于是亲率大军20万,与其会战花剌子模。

其实花剌子模当时精兵有40万,国土和属地很大,东北至哈萨克斯坦的锡乐河,东南临印度河,西北抵阿塞拜疆,西南达波斯湾。然而其国土辽阔却荒于治理,地区富庶却征敛无度,人民众多却大兴屠戮,兵多将广却令出多门。朝内忧国王、母后两班人马,朝外患贵族勾心斗角互相窥伺。

1219年9月,成吉思汗大军进入花剌子模,至1220年3月,半年间就攻克了布花剌等8城。接着,蒙古军三路会师,三天攻下驻有11万重兵的其国都撒马耳干。

1220年底,成吉思汗又相继攻克你沙不儿等十余座名城。从撒麻耳干到里海之滨,摩诃末在前面跑,蒙古军在后面追。摩诃末一路逃亡,居然一敌未遇,一叶扁舟,划入里海中偏远的一个小岛,那里蒙古铁骑难于涉足,倒也安然无恙。怎奈天不佑,神不灵,惊吓之余,还是难免一命呜乎。

1222年11月20日,摩诃末的长子扎阑丁驻军花剌子模东南部重镇哥疾宁,听说成吉思汗亲领大军扑来,便南撤印度河,被迫与穷追不舍的蒙古军又打了一场恶仗,人马几乎输光,孤身跃马印度河,亡入印度。

花剌子模这个纵横中亚的汗国也就从此消亡,成吉思汗把他的长子术赤分封在了钦察草原,把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焉耆以西直到咸海地区分给了次子察合台,把天山北路的塔城、额敏、和布克赛尔、阿勒泰等地和蒙古高原西部分给了三子窝阔台,成吉思汗的领地即蒙古中心地区则由幼子拖雷继承。

其后,蒙古帝国又进行过两次西征,一次进抵奥地利和意大利国境,另一次攻取了伊朗、巴格达、叙利亚。

在漫长的战线上,西域成了重要的补给站。蒙古军正是以西域为跳板走向世界的,”大约占据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开化地区。”

据小说家高建群的描述,西域大地上所有那些重要的地理名称,都是以蒙语来命名的。阿尔泰山意为”盛产金子的山”,阿尔泰第一峰奎屯山是成吉思汗命名的,意为”多么寒冷的山”。天山与阿拉套山的夹角,赛里木湖畔的博尔赫拉,蒙语为”青色的草原”。呼图壁蒙语的意思是”高僧”。

在新疆,许多山的名字中出现”塔格”,譬如慕士塔格山,库鲁克塔格山,觉罗塔格山——,”塔格”是蒙语”山”,乌鲁木齐,意思是”美丽的牧场”。

不仅新疆如此,甚至俄罗斯境内的”喀山”、”克利米亚”等,也都是蒙语命名。

贵州历史上的四大土司

在古代,云贵地区地处偏远地带,中原王朝总是鞭长莫及,因而总是采取一些类似于分封制的羁縻制度,如汉朝在云贵册封夜郎王和滇王,唐朝设立羁縻府州,南宋开始形成土司制度,一直沿袭到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也就是羁縻制度的沿袭。贵州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过四大土司,他们奠定了贵州的版图基础。那么这四大土司分别是哪些呢?

一、水西安氏:存在时间最长的土司

水西是彝族建立的政权,因为位于乌江以西,因而称为水西。水西本姓为罗氏,明朝时期接受朝廷的册封改姓安氏。水西土司本为罗殿国,唐宋史料记载为罗氏鬼国,是三国时期彝族首领济火建立。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济火与其结盟,对平定西南和擒孟获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管辖今天的毕节、修文、息烽、清镇、水城一带,其中心在今天的大方县。

元朝时期,罗殿国臣服,设置土司制度。明朝建立后,罗殿国又臣服于明朝,明朝在水西和水东两大土司之地建立贵州宣慰司,其级别高于其他宣慰司。贵州宣慰司的驻地在贵州城(贵阳)。该时期,水西土司开始改姓为安,因而成为“水西安氏”。明朝出现了水西土司历史上最有名的首领–奢香夫人。她继承贵州宣慰使后,大规模修建驿道,推广中原先进的经济技术,学习儒家文化,加速了水西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水西灭亡于清朝。清朝入关后,吴三桂远征西南,水西臣服。康熙三年(1664年),水西首领安坤反清,吴三桂开始率军来剿水西。第二年,水西被灭,清朝在水西之地设置了大定、黔西、平远(织金)、威宁四府,实行改土归流。水西安氏土司的历史从225年到1665年,跨越愈1400年,是贵州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土司。

二、播州杨氏:经济文化军事实力最强的土司

播州杨氏形成于唐朝后期,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太原人杨端率领杨家军进入黔北,击败南诏军队,开始割据播州。五代和北宋前期,播州兄弟分裂,发展受到阻碍。到了杨粲时期,统一了播州,其势力已经扩展到今天的整个遵义。杨粲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大力修建水利工程,加速了经济的开发。同时发展教育,吸收中原文化,为播州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宋是播州军事上的顶峰。杨价和杨文父子先后率领播州军队和蒙古军作战,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杨文曾向西南战场献《保蜀三策》,最终其中的“中策”成为了西南战场的指导思想。杨文还派遣冉氏兄弟前往四川修建钓鱼城防御工事,后来在这里发生了著名的“钓鱼城之战”,蒙哥也命丧于此。杨文在播州修建的海龙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元朝时期,播州杨氏势力进一步增强。杨汉英成为镇守西南地区的重要力量,多次出征附近的反叛势力,最远到达缅甸。明朝时期,经过长期的稳定发展,播州的经济文化达到了强盛。当时播州还要每年向贵州省运输粮食,而播州茶仓也成为了西南四大茶仓之一。盛极必衰,1600年,播州末主杨应龙发动叛乱,最终万历皇帝发动六省共24万军队围攻播州,也就是著名的“平播之战”,成为万历三大征之一。播州灭亡后,分为遵义府和平越府,遵义府划给四川,平越府划给贵州。清朝雍正五年,将遵义划给贵州。

三、思州田氏:面积最大的土司

思州田氏建立于隋朝。582年,黔州地区出现了叛乱,于是任命蓝田人田宗显为黔州刺史,出师征伐。田宗显平定叛乱之后,镇守黔州,开始建立世袭政权。唐朝又承认了田氏政权的存在。唐末期到五代,由于巴蜀地区战乱,田氏中心开始迁徙到思州务川县(今沿河县),历史上开始称为“思州田氏”。

元朝初期,思州田氏达到了顶峰,管辖面积包括铜仁市的全部,黔东南地区大部分。元朝至元15年(1278年)迁治龙泉坪(德江),1281,又改宣抚使为思州宣慰使兼管内安抚使,建治于清江城(今岑巩)。于是岑巩开始有了思州的名称。

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巴蜀称帝,建立大夏政权。1362年,当时思州田氏的镇远州知州田茂安投降与明玉珍,因为镇远位于思州的南部,因而设置为思南道都元帅府,其慰徙治都坪(今思南具),从此思州分裂为南部分。明朝建立后,思州两部均归顺于朱元璋,分别设置了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思州土司分裂后,两大土司征伐不断,最终在1413年被永乐帝所灭,设置了思州、黎平、新化、石阡、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八个府,并和贵州宣慰司合并,建立贵州行省。

四、水东宋氏:面积最小的土司

北宋初期,真定人宋景阳率领家族进入蛮州(开阳)平叛,并建立世袭统治。南宋时期开始走向强大,并攻陷了矩州城(贵阳),控制了今天的瓮安、龙里、贵定、惠水等地。元朝时期,水东宋氏投降,但后来又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元运动,最终失败。

明朝时期,朱元璋在水东和水西之地设立了贵州宣慰司,以两大土司首领共同治理,中心设在贵州城(贵阳)。1476年,开始在贵州之地设立程番府,这显示了水东土司控制的面积不断在减少,而明朝直接也逐渐开始改十归流。不久,程番府改为贵阳府,而水东宋氏的管辖之地仅剩下了开阳和乌当。

1622年,水东宋氏开始联合水西安氏反叛,到1630年,水东宋氏被灭,实行改土归流,设置了开州,隶属于贵阳府。

史佚和董狐

据《史记》记载,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汉字,对华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史官其实就是秘书官。 

国家政权出现后的夏、商两代,出现了国家编制内的秘书官职,商代后期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综合性秘书机构“太史寮”,但是古籍中实有其名的秘书官仅有夏代末年的太史令终古。据《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记载,太史令终古看到夏桀荒淫残暴,就拿出保管的图法档案哭着进谏,而桀不但不改,反而斥责终古多管闲事,终古知道夏桀已不可救药,就带着图法档案投奔了商汤。史书记载的终古的事迹仅限于此。 

史书上记载比较详细的较早的古代著名秘书官,当推西周初年的史佚和春秋时期的董狐。他们都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精神为后人所称道。 

“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史佚 

根据近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考证:“史佚即《尚书·洛诰》之‘作册逸’,逸、佚古通。”史佚,就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的“作册史官”,即记录国王言行和朝廷重大事件的文字秘书(当时称“内史”)。综合《国语·晋语》《逸周书·世浮解》《淮南子·道应训》等典籍的记载,史佚先后为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这三代国君当过史官,由于资格老、影响大、威望高,被当时的臣民称为“四圣”之一(其他三圣是周公、召公、姜太公)。《逸周书》上说他曾代天子册告皇天后土,《大戴礼记》上说他“博闻强记”,善于对答,常侍立于天子身后,接受咨询,提示遗忘之事。 

作为周王朝立国之初的主要史官,史佚对秘书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相传,史佚模仿老虎身上的花纹创造了“虎书”,模仿凤凰、赤雀等瑞鸟的姿态创造了“禽书”,模仿鱼的形态创造了“鱼书”——这实际上说的是史佚从各种动物的形貌姿态中得到启示,激发了灵感,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书法字体,就是大篆。史佚不但创造了大篆书体,而且还受周公之命用大篆统一了当时社会上各不相同的文字(“同天下之文”)。这也说明了秘书自古以来就是由文化水准较高的人来担任的。能够对创造、改进和统一文字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肯定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们在远古时代都是史官,这足以证明秘书对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过,史佚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坚持“君言必录,君举必书”,为古代秘书实事求是职业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事求是作为秘书职业道德的形成,有确切事迹记载的就始于史佚。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一个“削桐封弟”的故事: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这个故事是说:武王驾崩,成王即位,这时唐国发生了叛乱,于是周公率军灭掉了唐国。不久后的一天,成王与叔虞在院子里做游戏,成王随手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树叶,把它剪成珪(古代诸侯举行典礼时用的一种玉器)的形状,并且对叔虞说:“给你这个珪,我封你做唐国的诸侯。”站在一边的史佚听到了,就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并恭请成王选择吉日为叔虞举行封侯典礼。成王听了感到奇怪,说:“我当时是和弟弟在开玩笑呀,怎么能当真呢?”史佚严肃地说:“天子哪能随便开玩笑?大王既然说了封叔虞为唐侯,作为史官的我就要把它如实记录下来,按照规定应该举行仪式完成它,并用歌舞来庆贺这件事。”叔虞就这样被封为唐国的诸侯。 

这个生动的故事反映了史佚作为朝廷史官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尽职态度,他奉行的“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原则,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但对他的具体做法则应做具体分析,不能盲目学习。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曾专门写了一篇《桐叶封弟辨》,文中问道:“假如成王拿了桐叶与妃嫔、太监开同样的玩笑,难道也要按这种玩笑封他们为侯吗?”我们对待古代秘书留下的文化遗产,应该学习柳宗元的批判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从古人那里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 

“古之良史”董狐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他是周太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所以以官为姓氏。据说今山西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当时的朝廷史官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录此事,并“示之于朝”,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灵公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赵盾作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是未尽到职责,更何况国君是被他的族人所杀,他回来后又未法办弑君的人,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担,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违合为核心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被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之一。文天祥在《正气歌》里也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居鲁士与托米丽司

居鲁士大帝(公元前600或576年-前530年,在位约29-31年)即居鲁士二世,波斯帝国的创建者,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的第一位皇帝。

阿契美尼德帝国(第一波斯帝国)(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年)是古代世界最大的一个帝国,历经了200-400年之久。波斯帝国当时占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人口估计在5000万以上,波斯帝国的中心,位于现在的伊朗地区。

古希腊时期的历史学家,对波斯帝国的统治者评价,不少都是负面的,唯一的例外是居鲁士大帝:仁慈宽容,创立“大统一,小自治”模式,将50多个国家整合为一。

根据“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描述:前539年,居鲁士的大军围困了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巴比伦,但是没有攻城。巴格达建立在幼发拉底河岸边,城门下面的闸门封锁住了从河流进入巴格达的可能性。

居鲁士查清了这些情报,趁着巴比伦节日之夜派出大军“从上游截断了河水”,使幼发拉底河的水位突然降低到低水位,波斯精兵趁着夜色,从河底钻过城门下面的闸门,进入了固若金汤的巴格达。高大坚固的巴比伦城墙,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第二天,居鲁士大帝入城,废黜了巴比伦国王,释放了奴隶,宽恕了所有人。《圣经》记载:巴比伦国王囚禁的以色列人被居鲁士大帝放回到耶路撒冷,并且允许以色列人重建被巴比伦人摧毁的神庙(圣殿)。

希腊人,以色列人,波斯人都记录了居鲁士大帝的伟业和仁慈。 

关于居鲁士的死,“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描述得更加绘声绘色,比司马迁的《史记》里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这里出现的一位女王,与以色列的莎美乐和埃及的艳后一样,成为西方艺术中永不凋谢的题材之一。 

中亚有一个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的国家,“生活方式与服装都类似于斯基台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一个美丽的女王托米丽司(Tomyris),这个民族擅长骑马和射箭,经常南下侵扰。居鲁士的谋士建议:征服埃及之前,首先必须征服马萨革泰人,免除后顾之忧。于是,居鲁士首先给女王送去了一份“和亲”的建议,当然被女王拒绝了。

“先礼后兵”,居鲁士名正言顺开始了一次远征:从伊朗出发,渡过了锡尔河(Syr Darya,现哈萨克斯坦境内)。托米丽司女王要求居鲁士停止侵略,居鲁士不同意;托米丽司女王又要求双方约定时间和战场,堂堂正正的决战一场,居鲁士同意了。

一开战,居鲁士的军队就大败而逃,托米丽司女王的儿子斯帕尔迦披西斯王子(Spargapises)率领凶悍的骑兵,占领了“仅有少数老弱病残把守”的波斯大本营:这里,堆满了食物和美酒。王子和他的骑兵队伍很快喝得酩酊大醉,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居鲁士的大军返身杀回,俘获了昏睡中的王子。

原来,居鲁士又一次进行了间谍战:他查明,马萨革泰人从来不喝酒,只喝奶。一旦喝酒必定大醉而丧失战斗力。所以,居鲁士先在军营里为王子的军队准备了大量的美酒,然后佯败,诱敌深入……活捉了王子,作为人质。

本来,居鲁士可以开始和平谈判,兵不血刃地再次拿下一块属地。但是,意外发生了:王子酒醒以后羞愧难当,愤而自杀了。

失去了儿子的女王狂怒了,她修书痛斥居鲁士毫无信用,发誓要让“嗜血的居鲁士喝够血”,让他的军队淹没在血海里,并且再次约定“堂堂正正的决战”。实在没有什么台阶可下,居鲁士硬着头皮答应了“堂堂正正的决战”。

女王和王子的悲剧,感动了很多斯基台人的游牧部落。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在哈萨克斯坦腹地展开了,无数斯基台骑兵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大会战,居鲁士大帝遇到了“人生中最为残酷激烈的一场战役”。

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没有人知道,互相杀戮进行了多少天。 双方完全杀红了眼,没有任何俘虏的纪录。波斯远征军,几乎全部阵亡,连马革裹尸的机会也没有。居鲁士也死了,后来他的陵墓是空的,只是一个“衣冠冢”。

女王胜利了。但是女王仍不解恨:她割下居鲁士的头,放进装满血的革囊,实践了让“嗜血的居鲁士喝够血”的誓言。后来,她每天都用居鲁士的头盖骨做成碗喝酒,直到她离开人间,去见她心爱的儿子……这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曲折动人的故事,与中国项羽的“霸王别姬”一样,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代代传诵。

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心: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城邦国家,到地区性王国,再到洲际大帝国。最后出现的波斯帝国是中东历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巨大帝国,波斯帝国的出现,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篇章的总结。尤其是其创立者居鲁士大帝:征战,征服和对被征服者的宽容,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浓重的印记。

第一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被希腊灭亡后,进入了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前323-前30年)。希腊化时代加上继承希腊文明的罗马帝国时代,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被异族统治了约600年。

居鲁士大帝的衣冠冢,获得了一个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托米丽司女王的名字,成为了一个罗马尼亚城市的名字。

甘肃县(9/9)

宕昌:县名。南北朝时期,羌人曾在今宕昌县境建立“宕昌国”,宕昌为羌族部落首领之名。北周天和元年(566年)灭宕昌国后,遂设宕昌总管府。从此,宕昌之名延续至今。

临夏:临夏也称之谓河州(大夏河边的州)。《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被誉为“大禹治水的源头”。秦汉王朝时就在此设县、置州、建郡,古称枹罕,后改河州、导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唐蕃古道之重镇,茶马互市之中心,有“河湟重镇”之称。

康乐:县名。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始置康乐塞,取“康泰安乐”之意。金皇统二年(1142年)改康乐县。以后各代建制和地名几经变更?940年复设康乐县至今。

永靖:县名。古称“西羌之地”,1929年始置永靖县,取“永远安定” 之意。

广河:县名。原名广通县,因境内有广通河流过而得名。后因广通地名与云南省广通县重名,1957年改名广河县。

和政:县名。明代初设和政驿,取“人和政通” 之意,始有和政之名。清顺治初(1644年)改设和政驿站。1929年始置和政县。

东乡族自治县:县名。1955年5月成立东乡族自治县。因此地为东乡族之发祥地,县境内以东乡族人口为主体,故以东乡族名为自治县名。

积石山:县名。因境内有积石山而得名。北宋设积石军,金置积石州,均取积石山名。又因境内居保安、东乡、撒拉等少数民族,1980年6月成立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甘南: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西南部。

合作:市名。合作原名“黑措”,系藏语,意为羚羊。原为合作乡。1956年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由拉卜楞迁此,改为合作镇。1996年设合作市。 

临潭:县名。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改美相县为临潭县,以“其城东、西、北三面并枕洮水”得名。

夏河:县名。1928年设县时,因县置在大夏河上游,故名“夏河县”。

舟曲:县名。因境内主要河流白龙江,藏语称之为“舟曲”,舟曲地名由此而来。1955年始置舟曲县。

玛曲:县名。成立于1955年。因黄河环绕县城,当地藏语称黄河为“玛曲”,故以玛曲作县名。

碌曲:县名。古称洮源,因地处洮河上游而得名。洮河,藏语称为“碌曲”,故1955年设县时定名“碌曲县”。

迭部:县名。北周时置迭州,唐代称叠州。1961年置迭部县,以迭山得名。

卓尼:县名。因卓尼古寺得名。卓尼是藏语马尾松之音译。相传元朝时曾在此地建寺,以寺内有两棵高大的马尾松而得名,自此始有卓尼地名。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设卓尼土司千户所。1950年成立卓尼藏族自治区,1953年改为卓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