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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末黄巾起义失败，张鲁降曹后，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对道教活动的限制，五斗米道的发展暂时停滞。但是社会上的一些神仙方土们仍然十分活跃，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道派。

葛氏道与灵宝派的来历

魏武帝曹操，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军阀，他对利用道教聚众造反不能不保持警惕。但是曹操也像秦皇汉武一样迷信仙术，“ 好养性法， 亦解方药”。

据曹植《辩道论》、魏文帝《典论》、张华《博物志》及《后汉书》、《三国志》等书记载，曹操曾将大批方士招集到魏国，一方面防止他们在民间惑众作乱，另一方面也向他们学习仙术。这些人中有能行辟谷方术的邵俭，有擅长行气之术的甘始，有名医华佗，还有以行房中术而著称的左慈、东郭延年、封君达等人。

左慈其人及轶事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曹操闻而召之。据说他到魏国时，人们竞相随之学房中术，甚至宦官严峻也往从问受。一天，曹操大宴宾客，谓众宾曰:“今日高会，珍馐略备，所少吴淞江鲈鱼耳。”左慈在座上应日:“此可得也。”因求铜盆贮水，以竹竿垂钓于盆中，须臾钓出一- 鲈鱼。操抚掌大笑，众客皆惊。操曰:“一条鱼不够，可更得乎?”左慈乃更垂饵钓之，须臾复钓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曹操又说:“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慈日:“亦可得也。”语顷，即入蜀得生姜还。后曹操与百官外出郊游，左携酒一升,肉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曹操感到奇怪,派人去店家探查,发现各家店铺的酒肉都没了。操心中不喜,欲捕杀左慈,慈隐人墙中, 需然不知所在。后来左慈逃到东吴,以道术传弟子葛玄。据说入霍山炼丹, 乃仙去。

东吴皇帝孙权,也很迷信神仙方术。他听老人们传说:当年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女入海求仙,止于直洲(今台湾)不还,其子孙常来会稽市买。于是派将军诸葛直、卫温率甲士数千人入海寻找,结果找到了台湾。孙权也优待方土,如介象、葛玄等人都受其宠幸。

葛玄其人及轶事

葛玄字孝先,丹阳句容(今南京)人,出身东吴士族家庭。早年师事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常服术辟谷,经年不饿。擅长治病,能使鬼魅现形,或杀或遣。又能坐薪柴烈火上而衣冠不灼,或酒醉潜入深水中卧,酒醒出,身不濡湿。又能分形变化,善使符书。孙权闻而召见,欲加以荣位，以客礼待之。

一次,二人共游宴,见道上人民求雨。权间:“百姓请雨,安可得乎?”葛玄说:“易得耳。”即书符置神社中,顷刻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深尺许。孙权又问:“水中可使有鱼乎?”玄复书符投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各长二三尺,游于水中,使人取出烹治,乃真鱼也。传说有人随风漂海,忽遇神岛,见人授书一函,题曰“寄葛仙公”,令归吴后送达葛玄。由足举代翕然,号之为“仙公”。吴赤乌七年(244年),葛玄去世,世人传说他已升仙,在天上被授以“太极左仙公”之职。葛玄弟子郑隐,亦擅长神仙方术,从葛玄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灵宝五符经》及《太清金液神丹经》等道书。在世八十余年,西晋末因避乱入霍山中,莫知所在。

葛洪其人及轶事

葛玄族孙葛洪,便是郑隐晚年招收的弟子。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3年),早年从郑隐学道。郑隐去后,他曾参与镇压太安二年的张昌、石冰起义。后至广州又从岳父南海太守鲍靓学道。东晋初还归乡里,被司徒王导起用为州主簿，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后因年老,欲炼丹,求长生,听说交趾(今越南北方) 产丹砂,遂求为勾漏县令,携子侄南下。至广州时被刺史邓岳留下,因止于罗浮山修道炼丹,卒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

葛洪是晋代著名道教学 者,他在西晋末东晋初撰写的《抱朴子·内篇》一书,全面总结了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信仰,从理论上加以系统论证,为后来道教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题。他还总结了晋以前的各种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辟谷、导引、房中、医药、炼丹等。尤其对炼丹术的贡献最为卓越，记录了许多实际的炼丹操作方法，从理论上证明服食金丹大药是成仙的最高途径。这本书不仅是道教史上的名著，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化学和医药卫生学的宝贵资料。

余论

从汉魏之际的左慈，经葛玄、郑隐，至晋代葛洪，道教神仙方术经几代方士的发展，渐趋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神仙信仰开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术，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导修道成仙的思想和具体方法，而不再只是装神弄鬼的骗人把戏。其二是某些神仙方士通过经典和方术秘诀的传承，开始结成组织，在道教中形成了不同于三张五斗米道的神仙道教派别。葛玄、葛洪这一派，被后人称为葛氏道或金丹派，他们对后来道教的继续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中新出的灵宝一派， 即托称葛玄为开派祖师。实际上灵宝派的创始者是葛洪族孙葛巢甫，而其集大成者是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这一派以《灵宝经》为主要传习经典，以元始天尊为最高神，重视斋直功德，劝善度人，有较为完备的宗教仪式。该派传续了数百年，宋元时期，他们以江西清江县阁皂山为本山，号称“阁皂宗”。后来逐渐与龙虎山的天师道融合。

原国是西周之初诸侯国，伯爵，首封君为周文王第十六子姬原叔，《左传》中叫原伯，封地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一带。原的地名很古老，据说，这个地方曾经做过夏朝的国都，西周原国就是重建在夏都原城的废墟上。

“原”的甲骨文造型很奇特，外面是一口洞岩，里面多个小点自上而下呈散布状，表示涓涓细流往下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泉水穿谷而出，下面是一个幽潭。“厂”是代指石洞、岩石，“原”去“厂”就是一个“泉”字，合起来意思是“石洞里流出来的水”隐喻为水流的源头。现在我们说得的“源泉”，就是比喻事物的来历。故《说文解字》：“原，水泉本也。”

西周时期原国的具体历史已不可考，有史记载有关原国的事已到了春秋，而且都跟周王室有关，这说明原国国君历代在周室担任要职。据《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说的是公元前676年，虢公、晋献公、郑厉公让原庄公去陈国迎接王后陈妫到洛阳，陈妫即惠后。之后在鲁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673年，周王室发生“王子颓之乱”，郑厉公和虢公经过一番谋划平定了内乱，杀王子颓和五位大夫，然后迎周惠王还朝，为此。周惠王迫于压力，赐给郑厉公虎牢以东的大片土地。原庄公看不过去了，私下预言：“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大意是郑伯跟着防效那些以勤王要挟土地的诸侯，恐怕日后会招致祸患。果然，郑厉公在当年五月就莫名其妙的死去了。可见原庄公的识人断人之术。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说的是公元前635年冬季，晋文公包围了原国，晋文公之所以包围原国可能是因为平定王子带作乱有功，周襄王便将原国封地赐给了晋国，当晋国去交割时，遭到了原国的拒绝。晋文公本是个政治高手，不硬抢，只是包围原国，按兵不动，并定下规矩，限三日之内拿下原国，仅带三天粮草。但没想到原国与晋军耗了三天，毫无投降之意。无奈，三日期限已到，晋文公为了守诺准备下令撤离。这时，间谍从原国回来报告说：“原国将准备投降，请稍等。”晋文公说：“寡人已下军令，如今三日期限已过，必须要撤离，信誉乃国家重器，民之所庇，若不讲诚信，即使得到了原国，又拿什么去统治原国臣民？”然后退兵一舍（三十里）。晋文公的这个装模作样的举动果然比利箭大炮还利害，感动得原国人唏哩哗啦的，原国人开城投降，心服口服的归顺晋国。晋文公便把原国国君原伯贯迁到冀地（在今山西河津市）。这即是晋文公“守信降原”的故事。

原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连个屁都没放。原国虽然灭亡了，但估计国祚并没有中断，当初晋文公将它放在晋国冀地的某个位置继续延续原国的祭祀，所以国虽没了，国君却一直在世袭，只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而且继续在周王室任职。据《左传·宣公十六年》记载：“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殽烝。”说的是公元前593年冬季，晋侯派使臣士会去调解周王室的纠纷，周定王设享礼招待，而典礼由原襄公主持。这里所说的原襄公就是原国的国君。

原国最后何时绝祀，不得而知，国人以原为氏，成为原姓的始祖。

1938年7月29日至31日，侵华日军酒井联队在阳城町店遭痛击后，7月6日逃入沁水城，龟缩20余天后，于29日凌晨偷偷西窜，往晋南支援日军108师团。东坞岭是沁水县的西大门，是日军向西逃窜的必经之路。侦得消息，国民党九十三军五十八团、五十九团炮兵营奉命从中村出发，连夜进入东坞岭东侧的王寨至关帝坡20里长的公路两侧设伏，指挥所在杨家山。决死三纵队第七、第八总队从沁水樊村和翼城星夜奔赴东坞岭配合友军作战。

上午十时，1300余名日军、180余辆汽车进入伏击圈，设在杏峪姚家河的曲线首先将关帝坡日军先头汽车击毁，拉开了东坞岭战役的序幕。经过三天的浴血奋战，全歼日军1300多人，生俘44人，击毁汽车180余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东坞岭大捷是抗日战争以来，国共合作在沁水境内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寇西渡汾河的野心。

1938年春，日军占领豫北、晋南并打通同蒲铁路线后，不断对中条山地区进行“扫荡”。驻豫北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为打通豫北、晋南之联系，驰援曲沃之日军，于7月初由陇海线北上，经晋城、阳城西犯。

八路军总部侦悉情况后，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晋南作战，命令徐海东、黄克诚统一指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六八八团和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主力，由上党地区昼夜行军，抢先于7月1日进至阳城的町店以北地区隐蔽设伏。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同时奉命集结在将军腰、梁家（圪针树腰）一线，配合主力行动。八路军主力到达町店北山后，与当地地下党组织、抗日政权取得联系，由当地安排部队在苏家岭、北庄、柏圪堆、孔家沟、增村、前岭等村庄驻扎，阳城县政府随即组织战地服务团前往町店援助部队。

7月2日，徐海东在指挥部驻地苏家岭主持召开了战前军事会议，分析了町店一带的地理环境特点，进行了战前动员部署，布置了战斗任务。其作战部署为：由六八七团一、二营占领町店东北侧制高点，伏击围歼进攻町店之敌。该团三营在町店以东10华里的美泉打援，断敌退路；六八八团于黄崖、东圪堆山口待命，出击芦苇河，围歼日军之骑兵；七七二团一、二营在乌龙沟、义城埋伏机动；晋豫边游击队于刘村附近把守山口，并于黄崖南面山包阻击敌人，堵敌西进之路；当地自卫队在外围进行袭扰，围歼零散逃跑之日军，并担负护卫群众担架队、运输队之任务。

7月3日晨，日军飞机在町店一带盘旋侦察过后，指挥部马上接到侦察队长张天保的敌情报告：日军二十五师团一个机械化联队500余日军及汽车辎重己渡过沁河，其先头骑兵200余人已进入黄崖休息，其余日军即将进至义城、町店。指挥部迅速命令各部在芦苇河两侧高地预设阵地准备战斗。下午1时许，日军首尾前后进入八路军伏击圈内的黄崖、町店、义城等地区。由于天气炎热，大部日军下河洗澡纳凉。八路军指挥部即刻下达作战命令，将日军分割包围在町店、义城、黄崖3个主战场。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日军残部在溃退途中，又在汤帝山、沁河渡口、清水磨等地遭到军民围歼。

当夜，指挥部判断日军必然会组织反扑，遂决定六八八团和晋豫边游击队继续在町店附近隐蔽待命，阻击来犯之敌，其余部队虚张北撤，以迷惑日军。7月4日凌晨，日军二十五师团后续部队数百余敌渡过沁河反扑过来。天刚拂晓，几架日机在芦苇河沿线轮番轰炸、扫射。11时许，日军先派出两辆汽车沿河试探西行，见无动静，大部队即一边向两边山头开炮，进行火力侦察，一边向前进。当日军大队人马行至黄崖、八里湾附近时，八路军六八八团、晋豫边游击队在此打响阻击战，猛烈的火力再次重创日军，使30余辆日军汽车毁于炮火之中。午后，晋南日军十五师团一部东进接应，在黄崖一带遭到阻击，日军仓皇组织残部突围西窜。

这次战斗，毙伤日军近1000人，击毁辎重汽车30多辆，缴获战马1000余匹、机枪30余挺及其它武器、物资不计其数。之后，八路军主力撤出阳城，继续转战太行。

町店战斗有力地配合了晋南国民党军队作战，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7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以《町店浴血战》为题作报道，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同时播放了町店战斗的胜利消息，抗日军民为之振奋。

　八路军用地雷打日军坦克的一次典型战例。日本《春兵团在华北的战斗》一书中，就描述了配合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作战的坦克分队在冀东曹各庄被八路军歼灭的过程。

　　按照日军记载（记述来自土门周平《人物战车队物语》和伊东述的《大陆战车队——狮子奋迅的突击》），这次战斗，发生在1938年7月，地点在山西晋城天井关附近。被击毁的日军战车，属于日本陆军第八战车联队，是在和八路军386旅（查中国方面资料，似为344旅688团）部队作战中损失的。该部日军联队长是日军装甲兵专家原乙未生少将（原乙未生是《日本的战车》一书作者，有“日本战车之父”的大名，他曾到德国，意大利等地考察战车的制造和使用，是日军中战车使用和制造方面的权威。日本人将其与戴高乐、古德里安、图哈切夫斯基并列。日军第八战车联队是1938年年中由原第二战车联队改编而成，一说原乙未生接手该联队指挥权是在1939年，在天井关战斗时还没有到任）。该部日军从7月8日起，支援饭田部队的步兵进攻泽州（即晋城）。国民党军守军在常平村附近构筑坚固阵地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晋城地区沟通三省，地势险要，位置十分重要。双方在八年抗战中曾反复争夺，日军四次占领晋城，四次被迫撤出，最终无法将其占领。

　　7月10日，日军发动总攻，第八战车联队掩护步兵进攻常平村东方高地。战斗从清晨6点进行到下午6点，日军先后发动三次猛攻，始终不能攻占中国军队阵地。激战中，日军第一线羽贺大队大队长负伤，代理大队长又在第三次进攻中阵亡。第八战车联队以50米间隔的队形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突破，却在前沿陷入电波状反战车壕，遭到中国军队以重机枪发射的钢芯弹痛击。由于山地作战，日军使用的战车均为轻型坦克,装甲薄弱部位多被击穿，车长渡边孝等伤亡，车辆也遭到相当损失，未能发挥突破作用，只好撤退待机。

　　根据时间推断，这支与日军进行激战的中国军队，应当为此时驻守晋城的529旅杨觉天部。该旅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旧部，参加过忻口会战，战斗力很强。旅长杨觉天曾帮助八路军徐海东部筹措物资，双方关系融洽。该部在晋城驻防期间建立五二九小学，发展地方教育，颇有好名。

　　此后，前线大雨瓢泼，日军进攻受阻，双方在常平村一带对峙。

　　而这时，就传来一个“不幸消息”。另一路占领沁水的日军第14师团所部，因为遭到中国军队的压迫，被迫撤离。在撤退途中于南山地区被中国军队包围，局势危急。日军上层命令第八战车联队立即组成支援部队赶去救援。

　　这次围攻14师团所部战斗，对照中方纪录，应该是国共双方合作的东坞岭伏击战。中国军队参战部队为李默庵部第93军，第十四军各一部（国民党军），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七、八总队（相当于旅，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此战日军被击毁的汽车就达二百多辆。在1939年十二月事变之前，山西的国共两军在合作上堪称各地之典范。

　　而前来增援的日战车第八联队，则在天井关一带遭到八路军部队（查看中方战史为负责阻援的688团和南公八路军唐天际部）的迭次阻击。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阻击一支日军装甲部队无疑是极为困难的，但八路军巧妙地利用险要地形，反复攻击日军随同的步兵，使日军战车不得不为了避免孤军深入而停下来防止被切断。战斗中，走在队伍中间的一辆战车突然触雷。剧烈的爆炸将该车掀翻，战车的履带被炸断，炮塔直接被抛落一边，车中人员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