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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指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或者说在一个群体中，个人做出理性选择却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人际关系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Dresher）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AlbertTucker）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

　　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

　　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

　　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

　　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

　　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抵赖的话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比起抵赖的判十年，坦白还是比抵赖的好。

　　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

　　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

　　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或者损害集体的利益。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之后被中国学者引申成为一种现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在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罗马皇帝尼禄死后，被选为下一任皇帝的迦尔巴下令杀了一个造成叛乱的将领，以及另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卡皮托——而且命令未达之前他就已经被处决了。有些人认为卡皮托没有这样的野心，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了不满，塔西佗因此总结道：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这是“塔西佗陷阱”的含义最初的来源，之后在中国的美学家潘知常的《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塔西佗陷阱”这五个字，由此便成为了一个源于塔西佗，但并非塔西佗提出的，描述社会现象词汇。

　　“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修昔底德陷阱”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强邦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翻译成当代语言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古雅典与斯巴达：古雅典的迅速崛起震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老牌陆地强权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人做出反应。威胁和反威胁催生了竞争，接着是对抗，最终酿成冲突。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毁了这两个城邦。

　　英荷战争：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与荷兰断断续续打了4仗。

　　普法战争：1870-1871，普鲁士与法国开战。

　　日俄战争：1904 -1905 ，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

　　德国与世界大战：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