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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在认识方法上分歧，使之哲学观点“会归于一”，积极组织召开一次朱、陆双方的学术讨论会。吕祖谦在淳熙二年（1175年）春从浙江东阳出发，在福建建瓯一带逗留了约两个多月，与朱熹相聚四十多天，而被朱熹留在家中十多天，相与研读周敦颐、二程、张载的书，并共同摘编而成《近思录》。朱熹在《书〈近思录〉后》也提到：“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

吕祖谦结束了福建建宁之行，朱熹特地送他回浙江，途经江西上饶鹅湖寺时，便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会，这也是吕祖谦事先安排好的。《象山年谱》载：“淳熙二年乙未，吕伯恭约先生与季兄复斋会朱元晦诸公于信州鹅湖寺。朱亨道书云：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陆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临川赵景明，邀刘子澄、赵景昭。景昭在临安，与先生相款，亦有意于学。”

这次“鹅湖之会”，规模不算大，辩论双方是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到会旁听（“拱听而已”）者不少，如刘子澄、赵景昭、赵景明、潘叔度、邹斌、朱济道、朱亨道以及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的其他门人共约二十余人。

鹅湖之会召开前，二陆兄弟已统一了认识，作了会前的准备。会上双方争辩激烈。

《象山语录》载：“吕伯恭为鹅湖之集，先兄复斋谓某曰：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又令某自说，至晚罢。朱兄云：子静之说是。次早，某请先兄说，先兄云：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方得一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琢切，须知至乐在于今。某云：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不安。先兄云：说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诗。及至鹅湖，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举诗罢，遂致辩于先兄。某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诗。云：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竟为元晦所尼。”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在鹅湖会上双方争辩非常激烈，似乎二陆兄弟攻势更猛一些，占了上风，使“元晦失色”、“元晦大不怿”。

吕祖谦对辩论双方做了不少协调工作，并“甚有虚心相听之意”，但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甚至“竟为元晦所尼”，似乎有点偏向朱熹。会议争辩的核心是主观唯心主义认识方法与客观唯心主义认识方法之间论争，正如《象山年谱》所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可想而知，辩论会不仅没能达成共识，反而明确了“理学”与“心学”的分歧所在，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不欢而散。

根据有关资料，鹅湖之会召开的时间应为淳熙乙未六月五日。《书〈近思录〉后》有“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云云，下题五月五日，说明《近思录》成编在乙未五月。吕祖谦给友人邢邦用书云：“某自春末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至鹅湖。”给陈亮的信也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陆及刘子澄诸兄相聚切磋。”可以推算，吕祖谦于三月下旬启程，与朱子相聚四十余日，於五月五日共同完成《近思录》，约五月下旬离开建宁，与朱熹共去鹅湖寺，至六月上旬结束建宁之行。《朱子文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书》亦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鹅湖，陆子寿兄弟来会，此月八日方分手而归”，则应是淳熙乙未六月八日。再见陆九龄给友人张钦夫的信说鹅湖之会“语三日”，则鹅湖之会的时间应为淳熙乙未六月五日至七日。

鹅湖之会后的淳熙己亥，朱熹赴南康军任，行至信州铅山，陆九龄来访，朱熹追和鹅湖相会时诗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蓝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诗中谓“别离三载”，指丙、丁、戊三年，实则乙未至己亥已五年。朱熹经过这几年的思考，坚持自己的学说，而且认为二陆欲先发明人之本心的无言之说“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耳”。（《朱子文集》卷四十七，《答东莱弟祖约子俭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当时学界尊称为东莱先生。《宋史·本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吕氏一家，自六世祖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说明吕氏家学源远流长。

根据《宋元学案》记载，吕氏家学最明显的特点是以儒家思想为宗，尤其提倡思孟学派《中庸》、《大学》的“治心养性”、“穷理尽性”、“正心诚意”等学说。同时博采各家学说，即“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博采各家学说从先祖吕希哲就已开其端。吕希哲任过宋哲宗的侍讲。

他“初学于焦千之，庐陵（欧阳修）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而归宿于程氏（二程）。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宋元学案》卷二十三，《荥阳学案》）。吕希哲这种“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治学方法，对其后代影响颇深。

吕祖谦的治学，也受其家风的影响。少时他随父去福州，从学于三山的林之奇，以后又从学于临安的汪应辰、胡宪。中进士后，与张栻、朱熹、二陆、陈亮等人交友。他创建了浙东的“婺学”，和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宋元学案》中称吕祖谦之学为“吕学”：“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正是吕氏家学这种“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特点，使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带有调和折衷的色彩。

吕祖谦不仅在哲学上有兼取朱、陆的特点，而且为人由于能“平心易气”地对待各学派的“学之所长”，因而为当时学人所称许。朱熹称他“未有以自大”，陆九渊欣赏他“约偏持平”的学风。由于他在学术上气量较大，待人诚恳，又善于听取各学派的意见，因此，当时各学派代表人物都乐意与之交往。尤其是与朱熹的关系更为密切。吕、朱二人多次结伴而游，经常讨论学术问题，曾合著《近思录》十四卷，往来的书信更多。

吕祖谦与陆九渊交往应从吕祖谦选拔陆九渊开始。乾道八年（1172），吕祖谦任礼部试官，选拔陆九渊，并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吕祖谦早就看过陆九渊的不少文章，而且十分赞赏：“公平日读陆九渊文，喜之，而未识其人。比试礼部，得一卷，曰此江西小陆之文也”（《吕东莱先生本传》）。

《象山全集·年谱》有吕祖谦选拔陆九渊的记载：“吕伯恭祖谦为考官，读先生《易》卷至‘狎海上之鸥，游吕梁之水，可以谓之无心，不可以谓之道心，以是洗退藏吾见，其过焉而溺矣。济溱洧之车，移河内之粟，可以谓之仁术，不可以谓之仁道’，愈加叹赏”，认为“此卷超绝有学问者必是江西陆子静之文。此人断不可失”。吕祖谦在陆九渊中礼部试后，一遇见他便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朗，知为江西陆子静文也。”从此以后，二人谈道论学，交往频繁。

正是由于吕祖谦具有取朱、陆所长的学术特色以及气量大、待人诚恳的可贵品质，所以吕祖谦理所当然成为朱、陆之学的调和人，“鹅湖之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全祖望就吕祖谦为学为人赞曰：“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欲，宰相量也。”（《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案语》）

心学与理学的分歧在于认识理的方法上，即朱熹主张泛观博览、格物致知，陆九渊主张先立其大、发明本心。由吕祖谦主持召开的鹅湖之会，明确了二者的分歧。在对理本体的理解上，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者又是绝对的一致。方法殊途，本体同归。吕祖谦兼取朱、陆，且具有折衷色彩，故成为心学与理学理所当然的调和人。

淳熙二年（1175）6月5日，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影响深远的哲学讨论会。

会议由吕祖谦主持。参加会议辩论的主要是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还有朱、陆、吕的门人以及有关学者约二十余人。会议主要是围绕认识理的方法而进行论争。朱熹主张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简约，二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博览群书。朱熹责二陆教人过简，二陆责朱熹教人过于支离。

会议召集人吕祖谦本意是调和朱熹和陆九渊即南宋理学阵营内部的“理学”和“心学”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分歧，使之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但事与愿违，双方各不相让，争论三日，不欢而散，不仅没使双方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反而更明确了“理学”与“心学”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