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兴卫
近日，有关部门提出要在教材中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曾经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了“八年抗战”。但随着抗战研究的深入，“十四年抗战”的概念逐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的大会讲话中，都把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把十四年的抗战作为一个整体。国内较早的有代表的抗战史著作，如军事科学院编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国防大学何理教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央党史研究室王秀鑫和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等，都是以十四年抗战作为研究框架。
“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它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全面和科学地认识中国的抗日战争。
首先，“十四年抗战”概念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判断。
以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一条重要原理。而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折点。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入侵中国，独占中国东北并逐步向山海关内进逼，企图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从而加深了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日本和中国的矛盾在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中突出出来，中日矛盾迅速成为中国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九一八事变后，不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爱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对日态度也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国内各种矛盾逐步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党营垒中一部分爱国志士如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纷纷投身抗日斗争，成为名重一时的抗日风云人物。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使团结御侮、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族意志，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积极引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并且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1936年12月，被逼“剿共”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起“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其次，“十四年抗战”概念是着眼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性的考虑。
“十四年抗战”概念，是把前六年的局部抗战和后八年的全国抗战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来看待的。作为侵略方的日本，并没有把七七事变前后对中国的侵略分开来看待，往往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这段历史叫做“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七七事变前的六年时间里，虽然中日两国政府没有正式宣战，但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从没有停止过，两国军民事实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只不过这种抗战处于一种局部而非全局，但这并不能抹杀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
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是中国抗战重要组成部分。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的第一天起，东北军民就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抵抗。由东北军爱国官兵、工人、农民、学生、爱国知识分子甚至部分爱国绿林英雄组成的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纷纷拿起武器抵抗日本的侵略。仅半年时间，东三省抗日义勇军总数就发展到30多万人。在东北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据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抗日义勇军就袭击辽、吉两省重要城镇30次，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40余座县城，控制了安东（今丹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长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配合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开展。在东北军和义勇军相继失败后，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主体。因此，九一八事变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日本侵占东北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中国军民的局部抗战也没有局限在东北。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侵略，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第19路军，奋起抵抗，迫使日军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使其受到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在占领东北后，日本还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及关内地区。从1933年起，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先后侵占热河和长城及其以南地区，以至于“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驻守长城防线、察绥地区的国民党军以及长城内外的义勇军，激于民族义愤，先后进行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及绥远抗战等。华北危急，由北平青年学生开启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诞生在这一时期，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刀进行曲》也是为歌颂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大刀队”而作。
因此，“十四年抗战”不是否定“八年抗战”，而是对前六年局部抗战的肯定，是对前六年局部抗战中中国军民出生入死、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肯定，更是对牺牲在战场上的抗日英烈的应有尊重。
再次，“十四年抗战”概念是对抗日战争人民性的充分肯定。
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政府宣战作为敌我双方交战的开始，并以此作为“八年抗战”的依据。但这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当时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的时间不是在七七事变后，而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1941年12月。作为一场反侵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与两国两军间的普通战争有很大不同，这是一场弱国反抗强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这就决定了抗日战争不是一场简单的政府和军队之间对决的战争，而是一场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并发挥了巨大力量的人民战争，是一场促进民族觉醒民族团结的战争。人民群众由战争的旁观者跻身于重要的参与者，人民性是这场反侵略战争的独特特性。这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不是由军队的一两个大的作战行动所决定，而是由人民群众的动员和参与程度来决定的。因此，在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时，就不宜单纯以政府是否宣战作为“标准”。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局部抗战的六年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精力主要放在“剿共”上，极力压制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甚至调集十几万大军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进行围剿破坏民众抗战，还捏造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领导人，造成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并不能阻止广大爱国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意愿，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分别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号召收复失地、抗日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城乡蓬勃兴起。九一八事变后，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迅速遍布于东北各地，拿起武器英勇抵抗日本的侵略。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与国民党坚持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路线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不同，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把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放在抗战重要位置。正是坚持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才能在敌后坚持抗战并获得巨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从而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十四年抗战”概念，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人民群众在抗战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理解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意义，理解抗日战争在促进中华民族觉醒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7年2月7日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