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老王

　　唐叔虞去世后，他的儿子燮（一作燮父）继位，改国号为晋，其后历传武侯宁族（或作曼期、曼旗）、成侯服人、厉侯福、靖侯宜臼、嫠侯司徒、献侯籍。
　　公元前812年（晋献侯十二年)晋献侯死，次年，其子费王（又作弗生、沸王)继位，是为穆侯。前805年，晋穆侯与周宣王共伐周边少数民族条戎和奔戎（约在今山西夏县一带)，结果打了败仗。晋穆侯不忘此耻，将这一年生下的一个儿子起名为仇，并立为太子。前 802年（晋穆侯十年)，晋穆侯在千亩（今山西安泽北90里)之战中获胜，又把这年生的一个儿子起名为成师，取“出师成功”之意。前785年（晋穆侯二十七年)，晋穆侯死，其弟殇叔篡位自立，太子仇被迫逃亡在外。过了4年，前781年（殇叔四年)，太子仇率领党徒卷土重来，袭杀殇叔，夺回君位，这是晋国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次君位篡夺事件。前780年（文侯仇元年)，太子仇登位，是为晋文侯。
　　前771年，周幽王无道，被犬戎杀死在骊山之下，太子宜臼在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的保护下东逃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区)，并定都于此。前770年，宜臼在洛邑即位为王，是为周平王。由于周朝的都城从西面关中的宗周丰镐迁到函谷关以东的成周洛邑，所以历史上就把在西面丰镐的周朝称为西周，把东面洛邑的周朝称为东周。周平王对晋文侯帮他东迁并继位立国一事，非常感激，就特别发了一道文书表彰晋文侯，这篇文书收在《尚书》里，称作《文侯之命》。因此，周王室一直把晋国看作靠山，两者保持着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
　　晋文侯在位35年，于前746年（晋文侯三十五年)去世，太子伯继位，是为晋昭侯。
　　前745年（晋昭侯元年)，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今山西曲沃县西南5里凤城村)，史称曲沃桓叔，由靖侯之庶孙、桓叔的叔祖栾宾辅佐。曲沃的面积比晋国的都城翼 （今山西翼城东南15里南梁乡北故城村)还大，这就犯了一个大忌讳，即周代规定以周王的国都为标准，大诸侯国的都城不能超过周王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诸侯国不超过五分之一，小诸侯国不超过九分之一。对此，晋国大夫师服当时就指出，建立国家应该本大而末小，即君主的力量、地盘应大于臣下，才能够获得巩固的地位。但晋昭侯分封桓叔的都邑比晋都还大，这就破坏了等级制度，肯定会危害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事情果如师服所料。
　　曲沃桓叔此时已经58岁了，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好德”，很得民心，“晋国之众皆附焉”。对此，当时一些有眼光的人物就预料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果然，曲沃势力不断地向在翼的晋君发动进攻，培植晋国内部反对晋君的势力，企图夺取晋国政权，取而代之。
　　前739年（晋昭侯七年)，晋国大臣潘父弑昭侯而迎纳曲沃桓叔，桓叔想趁机人翼夺权，但晋国国人起兵抗击桓叔，桓叔失败，只好退回曲沃。晋国人立昭侯之子平为晋君，是为孝侯，并且诛杀了潘父。
　　前731年（晋孝侯八年)，73岁的曲沃桓叔抱憾死去，其子鲜继立，是为曲沃庄伯。双方斗争还在继续。前724年（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又派人到晋都翼弑了孝侯，晋人进行反击，庄伯只好再退回曲沃。晋人复立孝侯之弟郄（xT希)为君，是为鄂侯。
　　前718年（鄂侯六年)春，曲沃庄伯联合郑国、邢国伐翼，周桓王还派周大夫尹氏和剐氏出兵相助，晋鄂侯逃奔随（今山西介休市东南)。但后来曲沃庄伯又背叛了周桓王，于是周桓王反过来支持晋，派虢公带兵讨伐曲沃庄伯，庄伯再次失败，逃回曲沃。桓王立别侯之子光为君，是为晋哀侯。
　　前716年（晋哀侯二年)，曲沃庄伯死，其子称继立，是为曲沃武公。前710年（哀侯八年)，晋哀侯侵其南面的陉廷（今翼城东南75里，旧有荧庭城)之田。前709年，陉廷与刚沃武公联合伐晋，逐晋哀侯于汾隰（今襄汾曲沃之间)。夜间，晋哀侯所乘车的骖马被树木挂住。曲沃武公俘虏晋哀侯。
　　曲沃武公杀了晋哀侯，但由于辅佐晋哀侯的栾共叔（名成)是曲沃桓叔的师傅栾宾之子，所以曲沃武公想劝说栾共叔投降，就对栾共叔说，你只要不为晋哀侯去死，我可以带你去见周天子，使你成为上卿，执掌晋国的政权。栾共叔拒绝说：我栾成听说过“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也就是“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没有父亲不能得生，没有君长的衣食俸禄不能活下去，没有师傅的教导不知道自己的亲属家族，所以对他们应该一样的尊敬忠诚，为了他们，自己甚至可以豁出性命。对待生我者（父母)应以死相报，对待给我恩惠的（君主)应竭尽全力，这是做人的道德。我怎敢为了个人私利（当上卿)丢掉做人的道德，你这样劝我又怎能要求别人做你的忠臣呢?而且你也知道我栾成只服从我的君主，这是做臣之道，难道你不清楚我如果不死而向曲沃投降，是怀有二心的行为吗?对于君主有二心的臣子，你又何必用呢？于是奋力拼杀而死。栾共叔的忠君言辞和行为在晋国是有代表性的，晋国后来之所以成为春秋时期力量最强、称霸时间最久的霸主，与晋国臣子强烈的为国尽忠的精神有极大的关系。
　　曲沃武公杀了晋哀侯，但晋国人并不接纳他，而是立了晋哀侯之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前705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侯并杀之。周桓王使虢仲率兵伐曲沃武公，武公抵挡不住，又退回曲沃。周立晋哀侯弟缗（滑)为晋侯。
　　前679年（晋侯缗二十八年)，齐桓公开始成为霸主。这一年，曲沃武公又伐晋侯缗，并灭之。为了防止周王室再次出兵干涉，功败垂成，曲沃武公用抢掠来的珍宝器物贿赂周（僖）王，周董王得到了丰厚的贿赂，也就承认既成事实，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武公尽并晋地，正式成为晋国国君。
　　曲沃武公仍以晋国国都翼为都，以晋国国号为国号，只是把曲沃武公改称为晋武公。算下来，从曲沃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灭晋，并代晋为诸侯，前后经过祖孙三代，长达67年，时间不可谓不长，斗争不可谓不曲折残酷。
　　曲沃代翼，是春秋时代绵延时间最长、弑君最多的诸侯国公室家族内部为争夺权位而进行的流血斗争。

一   红枪会的兴起

义和团，是19世纪末在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主要针对西方侵略者及其在华附庸，是具有强烈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由民间自发的暴力运动组织，义和团被清廷当枪使，最终又是在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双重镇压之下走向灭亡。当时的中国大地很多地方还是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本乡本土，上一次县城可以拿出来反复炫耀。这意味着义和团运动没有波及到的地方，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这回事。即使听说过，他们听到的版本一定是义和团如何刀枪不入，如何神勇打洋鬼子，至于义和团被洋鬼子暴打的消息，根本流传不开来——当事人不愿意说，听故事的人不乐意听。既然没有吸取教训，历史大概率会重演。地处山东最南部的峄县台儿庄和徐州贾汪一带，就属于交通落后，又偏远又多山少地的“三不管”地带，这样地方适合土匪藏匿，20世纪初，水、旱、蝗、雹、风、火、瘟疫等灾害不断，又加之当时主政山东的张宗昌腐败，只管聚敛，不问民瘼，有灾不赈，有匪不剿，兵燹到处，十室九空。溃兵散而为匪，暴政逼民为匪，惯匪乘乱扩张横行。山东的鲁南地区是土匪的老巢之一，韩复榘赴鲁上任后曾经亲自赴鲁南剿匪前线。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更好的生存 ，鲁南苏北一代又兴起了信奉刀枪不入的民间组织——红枪会。这个组织防匪盗、反恶霸、抗官兵、抗捐税，反对贪官污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红枪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不得而知，它的渊源可追溯到义和团。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当年的团民或解甲归田，或转入地下继续活动。时间流逝，这些残存的组织，与白莲教、八卦教、大刀会、金钟罩、硬肚会等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合流，彼此杂糅，逐渐形成红枪会。之所以叫红枪会，是因为会员人手一杆红缨枪——普通农民无法搞到枪械，但弄一杆红缨枪并非难事。

二  红枪会在台儿庄的繁盛

与义和团一样，红枪会没有统一的偶像，也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信奉的神五花八门，从鸿钧老祖到玉皇大帝，从观音菩萨到孙悟空，以及张天师、关公、包公、周公、诸葛亮、孔子、桃仙等等，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他们不敢拜的。红枪会在台儿庄运河以南的地区得以迅速壮大，主要是它的确有一套，红枪会的首领称学长、会长、团长，一般由当地有声望的人担任，学长不会“法术”，所以必须请一个“老师”，负责指导武术、念咒、画符、拜神等，老师往往都是从外地请来的，有些甚至是老义和团战士，他们江湖经验丰富，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能唬住人。为什么不找本地人？本地人知根知底，没有神秘感，不好忽悠。这些都让这个组织在常人眼里被视为神奇，以至于像读过书见过一些世面的谢绍唐都带着他的黄邱套自卫武装，参加了红枪会还被任为大队长。他们利用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四处奔走，网罗会员。加入“红枪会”的手续极其简单，只要设一供桌，烧一炉香，磕几个头就行了。所以这一组织泛滥极快，有时入会者一次竟达百人之多。1938年春天，台儿庄大捷之后，由于国民党消极的战略布署，日军自右翼长驱南下，几乎切断了我血战久疲之师的后路，从寨山至台儿庄的守军不得不匆忙撤退，在这地区遗留下不少武器，盘踞在这一地区的各种武装，甚至包括被镇压过的土匪，也都趁着这些武器的支撑得以迅速扩充。红枪会向南发展到陇海路大庙车站姚庄子一带，有个叫王亚平的人，自称是山东汶上县人，加入了红枪会，成了会首。台儿庄大战后，王亚平窜到大李庄（贾汪东北）以该庄为基地向东面和北面发展。他们到处散布说：“三横一竖是个王，口字鼓肚是个亚，一八压十是个平；王亚平就是王子鼓肚，可以平天下。“参加红枪会，喝符护身，枪刀不入。”把王亚平当成“救命菩萨”。其实这个王亚平就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受过日本特务机关的严格训练，此人狡诈阴险，是个十足的民族败类。
当年夏天，红枪会在崮岘、阎村与土匪魏玉吉打了一仗，冲垮了土匪，红枪会更“红”了，接着向东发展到东西河泉、旺庄、金楼、涧头集、万年闸和运河南的一些村庄。王亚平自封为红枪会总队司令，下分支队、大队，并进一步向运河北发展。这个红枪会后来实际上受贾汪的日本鬼子指挥，鬼子称他们是钢板太君。这时的“红枪会”在王亚平的带领下，已经严重的破坏了抗日运动，成为一支依仗日军势力，鱼肉乡里，卖国残民，以至发展到无恶不作的队伍。如何使真正的抗日武装团结起来，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卫乡土，发挥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与英勇奋斗的光辉传统，就成了鲁南党组织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   消灭红枪会

就在王亚平妄图把整个运河区都纳入到他的势力范围时，峄县县委认识到要想发动这个地区的群众起来抗日，首先必须坚决遏止“红枪会”的发展，进而把它消灭。根据这一决定，县委书记纪华亲自来到了紧靠涧头集的运北地区，通过种种渠道阻止“红枪会”在运北的活动。与此同时，红枪会”在运河南的一些地方也受到了抵制。这使王亚平急得像热锅蚂蚁。他于是千方百计收买汉奸、特务、妄图在运河北打开缺口。运河北坑埠村有个姓孔的流氓，此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在王亚平的引诱下，便答应将王亚平等人带到坑埠村去发展“红枪会”会徒。1939年6月23日早晨，王亚平和“红枪会”会徒200余人由孔某带领．来到了坑埠村，强迫村人入会。县委闻讯后立即派运河支队副支队长孙斌全带武装前去阻止。

6月24日早晨5时，孙斌全带领60余人，由涧头集向万年闸出发。队伍刚刚走出郝家楼，便发现西南方向有100多名“红枪会”会徒直奔万年闸。孙斌全一看形势危急，便命令战士跑步赶到前面刘庄。他们刚一进村，那股会徒也赶到了。孙斌全命令队伍立即投入战斗。“红枪会”顿时乱了阵脚，后撤至一道河堤内，依靠河堤向孙斌全的队伍还击。60多个战士迅速散开，以村外的猪圈等作掩蔽，展开攻势。7时左右，孙斌全突然发现刘庄正北高梁地里，有不少人头攒动，向南奔来。原来是另一股“红枪会”会徒，人数不少。面对这突然的情况，孙斌全和张喻鼎，端起机枪就扫出了两梭子，会徒应声倒下了一片。但是两边麦场上又来了十几个会徒，光头赤背，横端梭标。孙斌全见敌众我寡便用力扔出三颗手榴弹，趁硝烟弥漫，想撤退出去，但是张喻鼎没看清撤退的方向，向庄东跑去，不幸被“红枪会”抓住。被俘后坚贞不屈，被残忍成性的王亚平将其用铁棍活活打死。就在这个大院里，孙斌全找到了十几名战士，加上他共13人。经过这场战斗60名战士现在就剩下了13人。而敌情依然严重，孙斌全他们决定“宁当英雄死，不当懦者生！“大约10时左右，“红枪会”组织进攻了。东面和南面的会徒象蜗牛似地向前蠕动。刚一起身，就被孙斌全他们炮楼里的火力压下去了。这些会徒又改向西面和北面进攻，一些会徒跑到墙根下往院里扔手榴弹。战士们便冒险捡起手榴弹又扔出去。经过一小时紧张而激烈的战斗，枪声渐稀。战斗正激烈时，纪华同志又调来农民武装100多人前来增援，红枪会徒逃之夭夭，从此再也不敢到运北发展会匪了。汉奸、特务王亚平遭到打击后，贼心不死，又纠集了200名会徒，妄图攻取县委所在地涧头集。峄南办事处通知所属各游击队，前来保卫涧头集。26日早晨7时以前开到涧头集汇合。有50支队第三梯队司令兼峄南办事处主任孙云亭所属部队，有第五区孙茂墀的部队，共计千人左右，分别在涧头集的各个侧面防守。26日上午7时半，战斗在涧头集西南方向打响，枪声密如爆豆。侯孟的红枪会头子刘某带领数十名会徒冲进了壕沟， 游击队立即开枪射击，刘某当即被击毙于沟内，其余会徒掉头而逃。大多数“红枪会’’会徒都是受骗而来，一看到运河支队是有准备的，他们的头头被打死，便无心恋战了。只有王亚平带领的二、三十个骨干还负隅顽抗。经过刘庄和涧头集的两次战斗，“红枪会”的气焰被打了下去。许多会徒的亲属都劝会徒退出“红枪会”。王亚平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王亚平的红枪会不仅有武装力量，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基础。仅从军事上打击它是不够的，还必须彻底揭露其政治面目和罪行，教育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从根本上清除它的影响。孙斌全与纪华商量后，决定对其开展政治攻势。一是印制区公所布告，历数王亚平的汉奸行径，告诫误入歧途的农民，退出组织，不要再听从王亚平的调遣。布告一出，在涧头集引起很大震动。二是油印散发了《告六区人民书》。二箭齐发，非常奏效，“红枪会”的名声一落千丈。不到一个月，连跟随王亚平最紧的20多个骨干也溜走了。“红枪会”的第二号人物谢绍唐在我党工作下带着队伍参加了我们的游击队。

黄邱山套是鲁南峄、滕两县和苏北铜山联结的小山区，山套内仅有18个村庄，这里历史上都是山高皇帝远，地方政府鞭长莫及，无人管的地方，民性纯朴强悍，山套及其周围地区，在清末太平天国时期是捻军刘平的根据地，人们历来把这一带称为藏龙卧虎之地。谢绍唐率队参军之后，黄邱山套便为我军所控制，从此这块地区成为中共峄县县委领导峄、滕，铜、邳地区军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核心地带，日后一幕一幕的抗日戏剧，便从这个舞台上出现。

王亚平成了光杆司令。个别地方的“红枪会”虽然坚持了一阵子但最后也没逃脱覆灭的下场。运南抗日根据地从而得到巩固，抗日武装得到发展。

自从汉末黄巾起义失败，张鲁降曹后，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对道教活动的限制，五斗米道的发展暂时停滞。但是社会上的一些神仙方土们仍然十分活跃，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道派。

葛氏道与灵宝派的来历

魏武帝曹操，是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军阀，他对利用道教聚众造反不能不保持警惕。但是曹操也像秦皇汉武一样迷信仙术，“ 好养性法， 亦解方药”。

据曹植《辩道论》、魏文帝《典论》、张华《博物志》及《后汉书》、《三国志》等书记载，曹操曾将大批方士招集到魏国，一方面防止他们在民间惑众作乱，另一方面也向他们学习仙术。这些人中有能行辟谷方术的邵俭，有擅长行气之术的甘始，有名医华佗，还有以行房中术而著称的左慈、东郭延年、封君达等人。

左慈其人及轶事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曹操闻而召之。据说他到魏国时，人们竞相随之学房中术，甚至宦官严峻也往从问受。一天，曹操大宴宾客，谓众宾曰:“今日高会，珍馐略备，所少吴淞江鲈鱼耳。”左慈在座上应日:“此可得也。”因求铜盆贮水，以竹竿垂钓于盆中，须臾钓出一- 鲈鱼。操抚掌大笑，众客皆惊。操曰:“一条鱼不够，可更得乎?”左慈乃更垂饵钓之，须臾复钓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曹操又说:“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慈日:“亦可得也。”语顷，即入蜀得生姜还。后曹操与百官外出郊游，左携酒一升,肉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曹操感到奇怪,派人去店家探查,发现各家店铺的酒肉都没了。操心中不喜,欲捕杀左慈,慈隐人墙中, 需然不知所在。后来左慈逃到东吴,以道术传弟子葛玄。据说入霍山炼丹, 乃仙去。

东吴皇帝孙权,也很迷信神仙方术。他听老人们传说:当年秦始皇派徐福率领童男女入海求仙,止于直洲(今台湾)不还,其子孙常来会稽市买。于是派将军诸葛直、卫温率甲士数千人入海寻找,结果找到了台湾。孙权也优待方土,如介象、葛玄等人都受其宠幸。

葛玄其人及轶事

葛玄字孝先,丹阳句容(今南京)人,出身东吴士族家庭。早年师事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常服术辟谷,经年不饿。擅长治病,能使鬼魅现形,或杀或遣。又能坐薪柴烈火上而衣冠不灼,或酒醉潜入深水中卧,酒醒出,身不濡湿。又能分形变化,善使符书。孙权闻而召见,欲加以荣位，以客礼待之。

一次,二人共游宴,见道上人民求雨。权间:“百姓请雨,安可得乎?”葛玄说:“易得耳。”即书符置神社中,顷刻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深尺许。孙权又问:“水中可使有鱼乎?”玄复书符投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各长二三尺,游于水中,使人取出烹治,乃真鱼也。传说有人随风漂海,忽遇神岛,见人授书一函,题曰“寄葛仙公”,令归吴后送达葛玄。由足举代翕然,号之为“仙公”。吴赤乌七年(244年),葛玄去世,世人传说他已升仙,在天上被授以“太极左仙公”之职。葛玄弟子郑隐,亦擅长神仙方术,从葛玄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灵宝五符经》及《太清金液神丹经》等道书。在世八十余年,西晋末因避乱入霍山中,莫知所在。

葛洪其人及轶事

葛玄族孙葛洪,便是郑隐晚年招收的弟子。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3年),早年从郑隐学道。郑隐去后,他曾参与镇压太安二年的张昌、石冰起义。后至广州又从岳父南海太守鲍靓学道。东晋初还归乡里,被司徒王导起用为州主簿，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后因年老,欲炼丹,求长生,听说交趾(今越南北方) 产丹砂,遂求为勾漏县令,携子侄南下。至广州时被刺史邓岳留下,因止于罗浮山修道炼丹,卒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

葛洪是晋代著名道教学 者,他在西晋末东晋初撰写的《抱朴子·内篇》一书,全面总结了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信仰,从理论上加以系统论证,为后来道教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题。他还总结了晋以前的各种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辟谷、导引、房中、医药、炼丹等。尤其对炼丹术的贡献最为卓越，记录了许多实际的炼丹操作方法，从理论上证明服食金丹大药是成仙的最高途径。这本书不仅是道教史上的名著，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化学和医药卫生学的宝贵资料。

余论

从汉魏之际的左慈，经葛玄、郑隐，至晋代葛洪，道教神仙方术经几代方士的发展，渐趋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神仙信仰开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术，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导修道成仙的思想和具体方法，而不再只是装神弄鬼的骗人把戏。其二是某些神仙方士通过经典和方术秘诀的传承，开始结成组织，在道教中形成了不同于三张五斗米道的神仙道教派别。葛玄、葛洪这一派，被后人称为葛氏道或金丹派，他们对后来道教的继续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中新出的灵宝一派， 即托称葛玄为开派祖师。实际上灵宝派的创始者是葛洪族孙葛巢甫，而其集大成者是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这一派以《灵宝经》为主要传习经典，以元始天尊为最高神，重视斋直功德，劝善度人，有较为完备的宗教仪式。该派传续了数百年，宋元时期，他们以江西清江县阁皂山为本山，号称“阁皂宗”。后来逐渐与龙虎山的天师道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