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西征之火烧玉龙杰赤

前文提到哲别、速不台率3万骑兵沿巴里黑追击摩诃末。从呼罗珊北部,萨布扎伐尔,沙鲁德,答木罕,伊剌克拉只迷,最后到达今伊朗首都德黑兰。最后将摩诃末狼狈的逼退到里海的一个名叫阿必斯衮的小岛。公元1220年1月花剌子模的国外摩诃末·苏丹悲愤而亡,临死前将王位传给了儿子扎兰丁。扎兰丁遵照父亲的旨意在玉龙杰赤继位,但部分大臣极力反对,并联合起来图谋杀害他。所以,在蒙古军围攻玉龙杰赤之前,他已逃往巴里黑、塔里寒一带,最后跑到哥疾宁(今阿富汗加兹尼),筹集近10万大军,准备抵抗蒙古军队的来犯。

与此同时,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5万大军已到达攻玉龙杰赤(现名库尼亚-乌尔根奇,位于土库曼斯坦的西北部、阿姆河的南面)城内守将是忽马尔,统帅着11万大军,日夜坚守。该城防卫工事十分坚固。蒙古军在城周围安营扎寨,一面遣使召谕居民投降,一面忙于做攻城前的准备。待攻城的器械齐备后,蒙古军立即向城内发动了全面进攻。

蒙古军队采取了诱敌深入的办法。一日,蒙古派出一小队骑兵逼近玉龙杰赤城门,但无意攻城只是在草原上抢劫牲畜。玉龙杰赤人以为这些人是蒙古人是故意向他们来挑衅,于是他们打开城门欲要彻底消灭这一小队蒙古骑兵,但是蒙古军队却无心恋受伤的野马一样惊慌逃窜,看到蒙古军队撤退助长玉龙杰赤军队的士气,开始全军奋力追击,一直追到离城三十里路远的城郊周围,埋伏哪里的蒙古骑兵从一段城墙后面十几万蒙古骑兵冲出来了,像一群野狼扑向失去方向的羊群,玉龙杰赤军队完全溃败下来,几乎丧失了抵抗力,军士四散奔逃。

同时,一支蒙古军队,尾随逃回城里的玉龙杰赤人,从哈必兰门杀进了城池,杀到名叫迪兀剌的地方,太阳西下时,才结束战斗,但是此时的蒙古军队匪夷所思的却离开了玉龙杰赤城,跑到城外安营扎寨。

第二天早晨,当蒙军先头部队来到城下,城门已经关闭,站在城门上的是花喇子模的一员猛将弗里敦占里,他亲率500人马在城门等候敌军,由于做好的充足的预备准备,屡次击退了蒙古人进攻。

城池久攻不下,让术赤开始着急了,因为成吉思汗答应他已将玉龙杰赤封给了他,所以他希望他这个首都能够完整无损保留下来。所以术赤选择了劝降,但是玉龙杰赤的居民同仇敌忾,坚决不当亡国奴,反而激起了当地居民奋起抵抗的决心。

劝降无果后,只好准备攻城。玉龙杰赤地处草原,没有石块,蒙古军队的投掷器无力可使,他们就将砍伐桑树,渍水增加木头的重量,再将桑木制成炮弹,代替石块供投石器之用。由于玉龙杰赤护城河的壕沟很深,于是蒙古人强迫俘虏运来沙土填沟,又将阿姆河的水引走。万事俱备后开始全面攻城。

蒙古军起初的攻城并不顺利,攻破城门后进入街区,由于居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不得不转入巷战,袭击阿姆河桥的3000蒙古兵,无一生存。

连续七个月攻城,玉龙杰城仍然没有全部占领,让蒙古军队损失很大。导致这个结果原因除了城中百姓保护家园而顽强抵抗之外,蒙古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术赤和察合台二人不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察合台认为,只有强攻、破坏才能起到震慑作用;术赤认为,城池破坏了,屠杀了百姓,征服无用。因此二人在攻城方针上意见不同一,更谈不上协同作战了,导致军队攻城时速度迟缓、纪律涣散。

成吉思汗听说后,命令窝阔台为总指挥,团结二兄,消除矛盾,整顿军队。在窝阔台统一指挥下,重新部署了攻城作战。用火攻的办法将涂油物点燃射进城内,把石油筒投掷到房屋之上,使全城变成一片火海。在城头巷尾,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站斗。蒙古军队与城中的军民对抗了整整7天,终于占领了玉龙杰赤城,公元1221年4月,玉龙杰赤全部沦陷。

由于玉龙杰赤人的顽强抵抗,让伤亡惨重的蒙古人决定报复。他们把城市全部毁掉,把所有的居民驱赶到草原上,从中挑选了10万左右的工匠,送到了东方。最后,成吉思汗下令把剩下的居民分给军队,据一些史书资料,当时围攻玉龙杰赤的蒙古军共5万人,每个士兵屠杀24个人,即屠杀了整整120万人! 根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乌尔根奇(玉龙杰赤)的11万守军,全部阵亡。工匠和妇女、儿童被当作俘虏,运送到蒙古。乌尔根奇的失守,使河中地区全部被蒙古军占领。

成吉思汗西征之攻克撒马尔罕

1220年5月,蒙古四路大军在新都撒马尔罕城下会师。撒马尔罕,现属乌兹别克斯坦。因其建立在泽拉夫善河南岸,又被称为河中府。西辽建立后,原以虎思斡尔朵(八剌沙衮)为都城,后来又以撒马尔罕为都城,建立东西二都。后来乃蛮部的屈出律伙同花喇子模推翻西辽政权,河中府一带即属花喇子模所有,摩诃末于是将首都从玉龙杰(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 迁都到撒马尔罕。

摩诃末为了守护首都,组建了11万的雇佣军负责守卫城池。其中六万为突厥人,首领为塔海汗;5万人为大食人(这里是突厥人对伊朗人的称呼,不是特指阿拉伯人)。并且连夜加固城墙,在城外修建了4-5道环形堡垒,作为首都的外部防御阵地,可以看出是要与成吉思汗决一死战之势。但是摩诃末的多疑和胆小毁掉了他原本胜利的信心。当得知成吉思汗大军顺利到达河中时,却慌张的离开了撒马尔罕,带领一部分军队逃跑了。国王的逃跑,军队的士气开始衰竭,撒马尔罕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虽然国王临阵逃跑,但是蒙古大军在强攻撒马尔罕城却并不顺利。城里守将阿勒巴里汗和塔海汗领导十一万雇佣军抵挡住蒙古大军多次进攻,并将大象投入了战斗。在巨象的冲击下蒙古军队死伤无数,最后想出对付的办法,他们远远用弓箭射击大象没有被保护的部位,受伤后的大象疯狂,如同散落的棋子发疯的在军队中乱串,将本来在大象掩护下的士兵都死在了大象践踏之下。

经过8天的苦战,蒙古大军最终攻克撒马尔罕城。同时美丽的撒马尔罕城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毁,推到了部分城墙,将古老的礼拜寺也付之一炬。城内投降的3万突厥雇佣兵包括首领脱海罕被赶尽杀绝。城中百姓也死伤无数,幸运的是没有被大批屠杀,成吉思汗只是从居民中挑选了3万名工匠和万名壮丁随军役夫。其余的军民交完赎金返回都城。 此役之后,花剌子模全境介被攻陷,只剩下旧都玉龙杰赤。成吉思汗遂命耶律阿海留守撒马尔罕城城内,命大将哲别、速不台率3万骑兵沿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札里沙夫西)追击摩诃末·苏丹;另派葛达黑那颜、牙撒兀儿到塔里寒(也称塔里干、塔里堪、塔力坚,今阿富汗东北部塔利甘);以及派拖雷率7万骑兵,相即扫荡呼罗珊,支援哲别、速不台、脱忽察儿,平定为收复之地。最后命窝阔台率术赤、察合台进攻玉龙杰赤。

为什么是“十四年抗战”

于兴卫
近日,有关部门提出要在教材中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曾经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了“八年抗战”。但随着抗战研究的深入,“十四年抗战”的概念逐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的大会讲话中,都把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把十四年的抗战作为一个整体。国内较早的有代表的抗战史著作,如军事科学院编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国防大学何理教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央党史研究室王秀鑫和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等,都是以十四年抗战作为研究框架。
“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它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全面和科学地认识中国的抗日战争。
首先,“十四年抗战”概念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判断。
以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一条重要原理。而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折点。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入侵中国,独占中国东北并逐步向山海关内进逼,企图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从而加深了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日本和中国的矛盾在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中突出出来,中日矛盾迅速成为中国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九一八事变后,不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爱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对日态度也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国内各种矛盾逐步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党营垒中一部分爱国志士如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纷纷投身抗日斗争,成为名重一时的抗日风云人物。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使团结御侮、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族意志,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积极引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并且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1936年12月,被逼“剿共”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起“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其次,“十四年抗战”概念是着眼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性的考虑。
“十四年抗战”概念,是把前六年的局部抗战和后八年的全国抗战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来看待的。作为侵略方的日本,并没有把七七事变前后对中国的侵略分开来看待,往往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这段历史叫做“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七七事变前的六年时间里,虽然中日两国政府没有正式宣战,但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从没有停止过,两国军民事实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只不过这种抗战处于一种局部而非全局,但这并不能抹杀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
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是中国抗战重要组成部分。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的第一天起,东北军民就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抵抗。由东北军爱国官兵、工人、农民、学生、爱国知识分子甚至部分爱国绿林英雄组成的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纷纷拿起武器抵抗日本的侵略。仅半年时间,东三省抗日义勇军总数就发展到30多万人。在东北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据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抗日义勇军就袭击辽、吉两省重要城镇30次,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40余座县城,控制了安东(今丹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长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配合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开展。在东北军和义勇军相继失败后,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主体。因此,九一八事变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日本侵占东北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中国军民的局部抗战也没有局限在东北。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侵略,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第19路军,奋起抵抗,迫使日军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使其受到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在占领东北后,日本还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及关内地区。从1933年起,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先后侵占热河和长城及其以南地区,以至于“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驻守长城防线、察绥地区的国民党军以及长城内外的义勇军,激于民族义愤,先后进行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及绥远抗战等。华北危急,由北平青年学生开启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诞生在这一时期,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刀进行曲》也是为歌颂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大刀队”而作。
因此,“十四年抗战”不是否定“八年抗战”,而是对前六年局部抗战的肯定,是对前六年局部抗战中中国军民出生入死、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肯定,更是对牺牲在战场上的抗日英烈的应有尊重。
再次,“十四年抗战”概念是对抗日战争人民性的充分肯定。
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政府宣战作为敌我双方交战的开始,并以此作为“八年抗战”的依据。但这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当时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的时间不是在七七事变后,而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1941年12月。作为一场反侵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与两国两军间的普通战争有很大不同,这是一场弱国反抗强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这就决定了抗日战争不是一场简单的政府和军队之间对决的战争,而是一场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并发挥了巨大力量的人民战争,是一场促进民族觉醒民族团结的战争。人民群众由战争的旁观者跻身于重要的参与者,人民性是这场反侵略战争的独特特性。这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不是由军队的一两个大的作战行动所决定,而是由人民群众的动员和参与程度来决定的。因此,在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时,就不宜单纯以政府是否宣战作为“标准”。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局部抗战的六年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精力主要放在“剿共”上,极力压制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甚至调集十几万大军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进行围剿破坏民众抗战,还捏造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领导人,造成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并不能阻止广大爱国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意愿,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分别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号召收复失地、抗日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城乡蓬勃兴起。九一八事变后,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迅速遍布于东北各地,拿起武器英勇抵抗日本的侵略。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与国民党坚持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路线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不同,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把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放在抗战重要位置。正是坚持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才能在敌后坚持抗战并获得巨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从而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十四年抗战”概念,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人民群众在抗战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理解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意义,理解抗日战争在促进中华民族觉醒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7年2月7日03版)

成吉思汗西征之四路围攻

1219年秋,蒙古大军进军到花剌子模边疆后,兵分四路先扫清外围,然后重点进攻新都撒马尔罕:第一路,由察合台、窝阔台率领,进攻讹答剌;第二路术赤(成吉思汗长子)率师攻取锡尔河畔诸城;第三军由阿剌黑率领,攻取忽毡(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和别纳客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南);第四路,由成吉思汗与托雷(成吉思汗四子)取中路,进攻不花剌城。花喇子模新都撒马尔罕在不花剌城以东,旧都玉龙杰赤城在不花剌城西北。摩诃末·苏丹驻扎在新都,母后秃儿罕哈墩驻旧都。成吉思汗首站任务是攻取讹答剌城等边界城市,然主攻不花剌城,切断新旧二都之间的联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1219年9月,察合台、窝阔台的一路军开始攻打讹答剌城,征伐讹答剌城是蒙古军队和花喇子模军队的序幕之战,它的胜败对于双方的都有着具大的战略意义。

讹答剌城(位于哈萨克斯坦南哈萨克斯坦州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是花剌子模王国东方重镇。城墙和防御工事极为坚固,守军达4万人并集中储备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守将便是错杀蒙古商队的罪魁祸首亦纳勒术;副将是哈剌察,亦纳勒术心里清楚这场战争因自己而挑起,所以率领部众死守城池。

这场城池攻坚战非常惨烈,亦纳勒术抵档住了蒙古大军多次进攻,但毕竟已成瓮中之鳖在抵抗了5个月后,终于开始失去了信心、军民斗志开始涣散。副将哈尔察提出突围的意见,但是亦纳勒术清楚自己的处境成吉思汗是不会饶过自己只能决战到底,便放弃了突围的意见。

哈剌察见状决定自己率领1万骑兵突围,但是刚从苏菲哈纳门冲出便被蒙古大军活捉,蒙军乘机从苏菲哈纳门攻近城中与讹答剌城军民展开了巷战,1个月后讹答剌城被攻陷,守将亦纳勒术被活捉。

成吉思汗为了给死去的商队报仇,将融化的银水注入了他的眼睛和双耳,亦纳勒术惨死在刑场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第二路军,术赤率部沿锡尔河左岸进发,最先来到了昔格纳黑城(其遗址现名为苏纳克库尔干,在今哈萨克斯坦图门阿鲁克由站以北),术赤派一名叫哈散哈只的穆斯林去城中劝降,但是,城中百姓不听还将其打死。于是,术赤开始全面进攻,连续进攻七日攻陷昔格纳黑城,进城后杀死了所有居民。

而后,术赤来到毡的城。毡的城守将忽都鲁汗见蒙古军队兵临城下后却连夜弃城逃跑,经过沙漠地带,跑到玉龙杰赤去了。术赤见状仍然先采取了招降策略,毡的城居民最初还以坚守为主,但当蒙古军队成功占领城墙后却没有向蒙军进攻,由于他们没有抵抗,术赤赦免了他们,并委任了一个名叫阿里-火者的人为毡的城长官,管理城中军民。

第三路大军在阿剌黑率领下先攻下了别纳克忒城之后于1220年三月抵达了锡尔河畔的忽毡城(今塔吉克斯坦列尼纳巴德城,中亚古城之一。),忽毡城的守将是花剌子模著名的将领贴木儿灭里,他亲帅数千名精兵守护城池。忽毡城处在锡尔河中央,城堡高大、坚固,而且所处位置正好超出蒙古大军的弓箭和弩炮的射程之外。蒙军将领哈撒儿调来5万战俘从12公里外的山地运来石头填入锡尔河,企图逐步靠入城堡。贴木儿灭里造了十二艘密封的战船,船上蒙上厚厚的湿毡,外涂一层揉有醋的粘土,上面留有射箭口。这样无论蒙古军无论是用弓箭还是火攻都失去了作用,一次次进攻失利。

此时,术赤率领第三军一部及时赶到锡尔河两岸开始布置兵力,调来被俘的工匠连夜打造巨型弩炮和搭建浮桥,每个桥头以重兵把守,妄图将贴木儿灭里困死在锡尔河中。连续数月的围困也让贴木儿灭里感到了疲惫,再蒙军接下来的进攻中开始势渐不支。最后贴木儿灭里成功率领剩下的部众成功突围。

贴木儿灭里在忽毡城的英勇抵抗,是成吉思汗西征以来碰到的第一个顽强的将领,贴木儿灭里以1000多人抵挡住了多于自己数倍的蒙古大军的数次进攻,这说明花喇子模的军队中是不缺乏英雄气概的将领。

1220年三月,成吉思汗和四子拖雷所率领的第四路军从讹答剌城,经进昔格纳黑城和纳尔城,来到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剌)城下。不花剌位于阿姆河东岸,位于花剌子模故都玉龙杰赤和新都撒马尔罕之间,是河中与波斯东西交通咽喉,是除撒马尔罕外最重要的城市,同是也是穆斯林世界的最大城市之一。街道四通八达,充足的水源和蜚声世界的手工艺制品给这里带来了富饶金额繁荣的景象。

成吉思汗大军赶到时,不花剌城由3万突厥人组成的雇佣军守护,最高长官是花喇子模著名将领怯失力汗。当怯失力汗拒绝投降后,蒙古军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城中的雇佣军将领乘夜率军突围逃出。蒙古军顺势攻入不花剌城,守将怯失力汗自杀殉国。但城中内堡中有骑兵400人仍然坚守不降,时常夜袭蒙古军队。成吉思汗在城堡周围架起投石器,向堡里投入巨堡石,打开缺口后,蒙古军冲入内堡,堡内军民无一幸免,全部斩杀。内堡肃清后,成吉思汗下令把城墙推到,把居民赶到城外的山坡上,然后放蒙古军队再次入城洗劫,城中青壮年被编入军队为随军进攻撒马尔罕。

成吉思汗西征之起因

公元1218年,维持了仅94年的西辽国被蒙古大军所灭。至此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疆域已经扩展到东至日本海,西至额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为鄂毕河最大的支流,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国际河流)、北至巴儿忽真河流域(位于贝加尔湖东南部)、南至黄河的广大地区。其中西辽的灭亡为蒙古帝国正式打开了通往中亚的大门,同时也接触了一个新的世界文化——阿拉伯·波斯文化。此时,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已同中亚强国摩诃末·苏丹的花剌子模帝国相邻而居了。

花剌子模,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的一个中亚古国。在古代中国文献中被称为“呼似密”,“火寻”,至13世纪始称为“花剌子模”和“回回国”。现今为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一部分。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还有一个花剌子模州,可以说是这个古老帝国的最后延续。

早在公元1215年到1216年,成吉思汗在中都(今北京)停留期间,花剌子模王摩诃末听到东方蒙古的崛起,已占领金国大半疆土时,他决定会会这位东方的征服者。他派遣以巴哈·阿丁·剌吉为首的花剌子模使节团,来到中都了解真实的蒙古帝国的情况。成吉思汗友好的态度接待了这批使者,并表示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从新开通商路进行贸易往来,花剌子模同意了友好通商的建议。1216年,成吉思汗派三名使者和商队回访花剌子模国。这三名使者是从居住在蒙古的花剌子模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1218年春,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在布哈拉接见了蒙古使者,同意成吉思汗的提议,双方缔结了和平通商协定。

同年成吉思汗决定派遣派出由450人组成的大商队,用500峰骆驼驮着金、银、丝绸、驼毛织品、海狸皮、貂皮等贵重商品再次出使花剌子模。这次商队的领路人仍然是从蒙古的穆斯林中挑选,其中成吉思汗还派了一位名叫兀忽纳的蒙古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随商队前往。商队行至锡尔河上游的讹答剌城(位于哈萨克斯坦南哈萨克斯坦州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后,讹答剌城守将亦纳勒术·海尔罕(根据费志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亦纳勒术是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的母后秃儿罕哈敦的族人,认为他可能是摩诃末的异母弟,其突厥名字为牙罕脱黑迪,意为“大象降生”。被册封为“海尔罕”)见财起意私自将商队扣留,并派人报摩诃末说,商队中有成吉思汗的密探。摩诃末在没有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便下令亦纳勒术处决商队成员,并没收其全部财物。其中只有一人(一说是骆驼夫)从牢里逃出,得以幸免,向成吉思汗报告了商队被害经过。

成吉思汗闻之大怒,但是面对强大的花剌子模帝国还是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再次派遣由一个名为伊本巴合剌的西域商人和两名蒙古随从组成的使者团前去花剌子模向摩诃末询问商人被杀真相,如果愿意引渡凶手亦纳勒术·海尔罕,蒙古仍然愿意与花剌子模帝国和平相处。但是,摩诃末不但拒绝交出凶手,还当场杀死特使伊本巴合剌,并剃掉了两名蒙古副使的胡须,然后放他们回国面见成吉思汗。

亦纳勒术·海尔罕的贪婪和卑劣,摩诃末·苏丹的包庇和纵容,这一切激怒了成吉思汗。敌对形式已无法挽回,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了……

蒙古使臣被害后,成吉思汗觉察到两国关系已无法用和平方式解决,决定亲率大军向花剌子模问罪,令其弟斡赤斤哈撒儿留守蒙古。1219年6月,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远征花剌子模,从克鲁伦河畔出发,越阿尔泰山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畔度夏。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及大将速不台、哲别、大断事官失吉忽图忽等随行。畏吾儿(回鹘人)、合剌鲁(属突厥语系,以海押立为中心统治着伊犁和博尔塔拉地区,臣属于西辽。)皆出兵,惟西夏拒绝出兵。总计兵力10至15万,成吉思汗对外号称60大军(魏源《蒙兀儿史记》)。出征花剌子模国,要翻越险峻的天山,经伊犁河谷进入中亚。1219年秋,西征军经过不剌城(今新疆博罗市)、赛里木湖、通过铁木儿忏察(亦称松关,今名果子沟) 越过阿剌岭(天山北山麓)出峡,到达阿里麻里城(新疆伊犁霍城阿力麻里县境内),西行渡伊犁河,经海押立(今哈萨克塔尔迪库尔干与伊犁一带)向花剌子模挺进。在行军途中遇到最困难的隘口便是铁木儿忏察。蒙古大军通过时,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理石开道,并且砍木修桥,共修筑48座,桥的宽度可容两辆车并行,如今尚存32座桥遗迹。

成吉思汗在行军所遇到的城市早已被蒙军在攻打乃蛮部和西辽的战争中征服,所以一路上除了客服自然条件所导致的困难外一路上没有遇到敌人的反抗,所以9月份就到达了花剌子模的边界。

面对蒙古大军的威逼,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苏丹将军队分散部署在锡尔河和费尔干纳要隘和河中各城池练成一线进行战略阻击。他把近四十万骑军和30万步兵多数留在了河中(撒马尔罕地区),两万人留给了讹答剌城的亦纳勒术·海尔罕,11万留给了长子扎兰丁驻守新都撒马尔罕,其余兵力悉数驻扎在其他城池。这种分兵御敌的战略使得花喇子模虽总兵力多于蒙古大军,但是分散兵力后实力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