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不得不改变的唯一理由，在于其不能做到“与世偕行”（《周易•乾•文言》）。
远古时期诚如观射父说的“民神不杂”，就已有觋、巫、祝、宗之职，也只有智、圣、 明、聪的人才能胜任。这其实是文明的曙光，任何文明首先发展起来的必然是祭祀制度，这跟人类最初不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有关，也是政治制度的雏形。
上古战争稀疏、民风淳朴，除了来自部落的尊崇之外，担任觋巫最初并没有额外的好处，自然“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在他们看来，神灵也会因此而降福，“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后来母系氏族社会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强势和好战的男性成为部落首领的父系氏族，这意味着家庭和私有财产概念的出现，战争和掠夺开始出现和蔓延，但这个转变显然需要一个过程，也肯定不是全部。
结合典籍的记载，当时颛顼大帝所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部落联盟内部的并非政令统一。
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深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部落军事联盟制度被确立，这是基于共同对外原则上的最佳选择，有联盟就会有盟主，轩辕黄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当时是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并存的阶段，而这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时至今日仍然有原始部落不愿意接触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在当时如果没有外力驱使的话，想必有很多部落并不愿意放弃原有安静祥和的生活方式。
而黄帝后裔分封下去或者当年臣服的部落则少了血缘的羁袢和曾经的忠诚，既然夏代的方国制度和殷商的服畿制度都只是基于武力或血缘上的羁縻，那么在上古就更加没有任何部落具备统一的条件和实力，当然，更重要的是更不具备大范围统治的政治制度。
太史公在为上古氏族部落首领排序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 当时的部落是同时并存且各自为政的。三皇还是五帝，互相之间也未必存在他排列的从属传承关系，甚至可能是散落在中原大地上不同地区的部落首领，不过是被司马迁想当然的强行捏合在一起罢了。
换句话说，初登宝座的颛顼并不能对众多部落如臂使指。
第二，外部威胁依然严重。
从考古成果来看，华夏族起源于大汶口–龙山文化，对比之前“百家争鸣”般的各路文化，他们大约在5000年前终于一统中原，这恰恰是黄帝和颛顼生活的年代。
是主动出击还是暂时被动防御已经不可考证，从对龙山文化墓葬的分析来看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的分化，这意味着他们的组织能力在周边民族之上，但对手与他们在智商上并无区别，漫长的战争中他们也学到了许多东西，甚至在冶金方面还超过了缺乏铜锡矿的中原。
曾经炎黄部落的军事联盟的成立让黄帝族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蚩尤，但这绝非是一劳永逸，几代人之后与“九黎”和“三苗”的战争依旧在持续，而联盟领袖则不再具备黄帝的威望。
那是一个无阶级社会全面崩溃、人类大踏步进入阶级社会的动荡不已的年代，
第三，战事不利带来了连锁反应。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
延绵数百年的战争不会一直是顺利的，“少皞之衰”意味着作战不力，内部矛盾很快就爆发了出来。
人人祭神，家家巫史，祭祀泛滥的结果是浪费的资源和无所适从，古人用大火炙烤兽骨得出的占卜结果自然是五花八门，况且少皞部落的好处不一定是盟友的福音。
战事不利对联盟所有成员都是坏消息，这意味着求神无果（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各走各路的祭祀程序导致了“民神同位”，神变得毫无威严。
更为严重的是“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每个家族都以自己问巫卜卦的结果作为依据，不尊重共同的盟约，使得战争联盟没有了强有力的统一指挥。“不可方物”（即是没有分别相，方， 分也）一词极为贴切地描述出了当时的混乱。
目睹这一切的颛顼当时是少皞的辅佐（颛顼少而佐少皞），他知道战争需要明确的部落首领，统一的军事指挥以及上下一致、齐心抗敌的统一思想。
等到“洪渊以有谋”的颛顼登上联盟领袖位置之后，“绝地天通”就是其在战争的激励下采取的新举措，其要害就在于把祭祀天地的大权收归国有，并禁绝民间私自祭祀天地，“无相侵渎”，达到统一视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