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库(虎年)改汉”斗争始末

拉库改汉是1913至1915年间,冕宁、越西地区曾爆发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奴隶起义。

尤其是1914年那场源自冕宁窝堡地区的虎年改汉运动,堪称彝族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奴隶起义,其规模之庞大、影响之广泛、参与阶层之众多,均前所未有。

【壹】

在回顾凉山地区颇具标志性的土司家族的兴衰历程时,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的相似之处,那就是近代以来,黑彝势力凭借其强大的家族背景与支持,逐渐崭露头角,对土司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与冲击。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明代开始逐渐显现,到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更是愈演愈烈,黑彝的崛起无疑成为了土司家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土司被黑彝驱逐之后,原本隶属于土司的百姓和奴隶转而归属了黑彝,进而转变为了黑彝所统辖的曲伙(即白彝)和奴隶阶层。从这个历史事件中,不仅可以理解为黑彝对土司的反抗与驱逐,同时也揭示了黑彝对原本土司属民的掠夺过程,这为深入理解凉山地区的奴隶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为何在漫长的时间里,特别是在大凉山的核心地带,白彝和奴隶对黑彝的叛乱事件始终未曾发生?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民国著名社会学家曾昭抡的深思,他在其著作《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黑彝自视甚高,对娃子极为轻慢,但娃子却从未有过反抗的迹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社会研究者深入探讨的课题。”

有充分的依据去推测,大凉山深处的奴隶之所以未能掀起反抗的浪潮,这主要归因于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人为造成的信息封闭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

回溯那场震撼人心的拉库起义,它是一场奴隶们奋起反抗的壮丽篇章。

【贰】

冕宁的窝堡地区坐落于冕宁县的西部地带,其西部边界紧邻现今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两者地域相连,相互接壤。

在窝堡地区,有一位声名狼藉的霸主,名为倮伍居虎,他以大黑彝的身份,横行霸道,威震一方。当时,窝堡这片土地上共有六家大黑彝,他们联手掌控着四千多亩的广阔领地。然而,在这六家之中,倮伍居虎的力量尤为强大,他独自占据了其中的一半土地,足见其权势之盛。更为惊人的是,除了这半数的领地,他在冕宁城关地区和棉沙湾一带还拥有着另外的一千多亩土地,使得他的势力范围更加辽阔,几乎无人能敌。

然而,尽管拥有广阔的土地,他却并不常以此自夸。相反,他常常自豪地提及自己拥有的一百二十多户娃子,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些娃子才是他真正的宝贵财富。

根据2019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我们得以一窥冕宁窝堡乡当前的户籍人口规模,数据显示,该乡共有4658名户籍人口。

在之前的篇章里,我们已经深入剖析了凉山奴隶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构造和特点,为了避免冗余,此次便不再逐一展开。而针对其中社会地位略胜一筹的白彝群体,尽管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生活和经营空间,却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为黑彝服务的繁重劳役。这一现象在凉山奴隶社会中显得尤为突出,凸显了当时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互依赖。

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黑彝家族中的喜庆或哀悼场合,白彝都需向黑彝献上贡品以示尊重。然而,更为人所非议的是,历史上多次被学者们提及的“杂布达”高利贷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黑彝并非基于实际需求进行放贷,而是采取强制性连续放贷的方式,甚至有时即便白彝并不愿意借款,也必须接受这一高利贷的束缚。

倘若财力允许,便当众赠予白彝一条裤子以示奖赏;然而若财力不济,则不得不将白彝的女儿强制安排至黑彝家中作为锅庄娃子,实质上成为女仆的角色,而白彝的儿子则会被指派为黑彝儿媳妇丫环的配偶。

除了凉山地区那些司空见惯的剥削手段,倮伍居虎还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规矩。每逢新岁伊始,他会慷慨地向白彝家赠送两个鸡蛋,寓意着新的开始和美好的祝福。然而,当岁末将至时,他便会要求白彝家以两只鸡作为回报,以完成这一年的借贷循环。这种看似简单的交换,实则体现了倮伍居虎独特的经营之道和严格的规矩。

白彝每年需自行准备粮食、耕牛和农具,为倮伍居虎家提供长达5至20天的无偿劳作。这简直就像是在逼迫他们拼尽全力,生命的压力如同催命符一般无情。为了最大程度地榨取这些劳动力的价值,倮伍居虎甚至为监工们布置了具体的任务指标。若是有人因锄头损坏而稍作停歇,或是故意放慢工作进度,那么很抱歉,监工会立即给予他们新的锄头。在这里,锄头或许能短暂休息,但白彝们却绝不允许有片刻的懈怠。

在那个年代,有一位名叫曲木列拉的白彝人,他前来服劳役时,却疏忽大意,未能携带自己的耕牛。倮伍居虎得知此事后,愤怒之情难以抑制,他疾声厉色地训斥道:“打仗岂能忘记带枪?上学岂能忘记带笔?你既已忘却此事,那便只好由你来亲自扮演那头耕牛的角色了。”

于是,倮伍居虎下令手下,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一根长竹针狠狠地刺入曲木列拉的鼻孔中,强行拖拽着他去耕作田地。曲木列拉当天便在地里饱受折磨,最终不幸离世。

然而,在这些人当中,锅庄娃子的地位尤为低下,甚至不及家中的牲口。倮伍居虎家中便有这样一位锅庄娃子,年已七十,但他在主人眼中,却仅仅是个被使唤的工具。每当倮伍居虎醉酒而归,他从不舍得骑乘马匹,反而每每命令这位年迈的老人背他回家,如此对待,实在令人唏嘘。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位老人的体力逐渐衰退,再也无法承担起背负倮伍居虎的重任。他心怀期望,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这一任务,继续为倮伍居虎效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倮伍居虎竟然怀疑这位老人心怀不轨,有了背叛之心。这种怀疑对于一个奴隶主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不敬,倮伍居虎因此心怀怨愤,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某一日,倮伍居虎再度沉醉于酒精的深渊之中,烂醉如泥,要求老者背负他归家。行至山腰之际,老者因年迈力衰,无法再承担这份重负。倮伍居虎便借此机会,猛然跃下,随即下令身旁的侍从将老者的发丝系在马尾之上,随后策马狂奔。可怜的老人,就这样在残忍的拖拽中,痛苦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又有一次,他家遭遇了不幸的盗窃事件。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召集了当天在家的十八名锅庄娃子,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试验。他下令起锅烧油,待油热得滚烫之时,毅然将一块银元投入其中。随后,他命令这些娃子将手伸进那滚热的油锅中,试图捞出那枚银元,以此方式来辨别究竟是谁犯下了这起盗窃案。然而,这场残酷的试验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十八名娃子无一幸免,全部被烫成了残疾。

【叁】

在凉山地区,当时存在着许多类似的情况,这些现象并非个案。岭光电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田坝地区的土司和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残忍行径,他们肆意虐待甚至杀害奴隶,这种行为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自1911年辛亥革命在内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其推翻帝制的壮举在汉彝交界地带迅速传开,消息如潮水般涌来。身处其中的奴隶们,心中开始萌生起一丝希望的火花。他们暗自琢磨:“既然辛亥革命能够成功推翻满清皇帝,那么我们兹莫(土司)和诺合(黑彝)的统治也未必就不能被推翻吧?”这份希望,在奴隶们的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生活在汉彝边界的白彝族群逐渐觉醒,他们抓住婚丧嫁娶等社交场合的契机,秘密聚集商讨。他们商议着仿效汉地的方式,筹集资金以贿赂官员,并借助官府的力量,共同反抗黑彝的统治。他们的目标是消除社会内部成员间的血统等级差异,构建一个更为平等公正的环境。

在1913年,倮伍居虎的孙子倮伍别拐身体抱恙,家族尝试了各种传统的驱邪方法,包括宰杀鸡羊来供奉鬼神,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未能奏效。在绝望之中,他们竟然做出了一个极端而残忍的决定——将曲莫勒谷家的儿子作为祭品来献给鬼神,希望以此来换取倮伍别拐的康复。这一举动对于曲莫家族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因为彝族是一个极度信仰鬼神的民族,这样的做法在他们看来,等同于剥夺了曲莫家小孩的灵魂,使其永远无法回到这个世界。

白彝对这件事感到极度愤怒,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遏制。他痛定思痛,决心彻底摆脱长久以来困扰家族的困境,像内地的人们一样,奋起反抗,追求自由与尊严。

曲莫家族的曲莫格那悄然与曲木比日、达九布楚及马日什丘等人取得了联系,并进一步与邻近的野勒乡和和平乡的白彝族群众取得了联合。他们决定在1913年12月15日这一天,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以表明他们推翻黑彝统治的决心。在俄佐倮古那片藏族山梁之上,他们宰杀了一只鸡、一条牛和一只羊,以此作为仪式的献祭。随后,他们召集了一百多名奴隶,举行了一场充满神秘与庄严的血酒仪式,大家钻过牛皮,向着天空发誓,誓要发动武装暴动,彻底推翻黑彝的残暴统治。他们更计划将附近一带的奴隶主诱骗到一处,一举将他们全部歼灭。

马头山的汉族兄弟尹祝三与尹连成,以及窝堡的刘保山、魏老四和魏洪山,还有羊房子的徐三爷等人,与窝堡的一些藏族同胞,都积极加入了“喝血酒”的仪式。他们借此机会,共同商讨起义的具体时间,并联络了更多的起义人员,以期能够团结一心,共同实现暴动的目标。

与此同时,为了壮大起义的军事力量,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抵抗黑彝统治者的压迫。为此,大家积极筹措资金,并派遣了来自野勒乡的尼克涅且、和平乡的加罗阿且以及枧槽乡的耳额洛莫子等五位代表,前往越西地区进行联络工作,以期能够联合更多的力量,共同抵抗黑彝的统治。

他们特地派遣使者,将一份详细的诉状递交给了越西的汉官,以表达他们的诉求和情况。

在递交状纸的环节中,发生了一件令人感慨不已的温情举动。当时,由于无人擅长撰写状纸,那位前去递交状纸的人,一手紧握着一个洁白细腻的馍馍,另一手则提着用野草和谷糠混合制成的馍馍,眼含热泪地向汉官倾诉衷肠。

在艰难的一年里,我们的孩子们辛勤付出,却只能以草糠馍馍充饥,而那些奴隶主却无需劳作,便可享受白面馍馍的待遇。我们彝族的祖先,原本并无所谓的娃子之分,然而随着剥削制度的出现,我们逐渐分化为白彝与黑彝两个阶层。

如今,黑彝族的族人强行掳走我们的儿女,将他们变为仆从和丫鬟,残忍地迫使他们承担无偿的繁重劳动——放“扎布达”。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仅随意对我们施加暴力,甚至将我们当作商品一般买卖。这种无尽的苦难让我们无法再忍受下去,我们恳请大人们伸出援手,一同将黑彝族彻底铲除,还我们一个安宁的生活。”

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驻军的张统领迅速行动,他指派了二营中哨的李树繁哨官前往冕宁与大桥两地进行布置。同时,他也下令前五营的费建侯营官率领部队进驻瓦古脚村,以便与起义的白彝力量进行协同作战。不久后,费营官率领的汉军与起义武装力量携手并进,共同前往冕宁,并在那里设立了名为“改汉法庭”的机构。

【肆】

1914年,按照中国传统的阴历算法,是威猛之虎的象征年份,而在彝族的古老语言中,这一年则被称为“拉库”。在那一年的3月上旬,起义者们精心策划了一场行动,旨在将黑彝部众巧妙地引诱到一处,然后一举歼灭。

出乎意料的是,在行动进行之际,消息意外泄露,导致我们仅在窝堡乡内成功歼灭了倮伍佐达、倮伍你达和果基尔且三名目标人物。其余的黑彝族人在得知风声后,迅速逃离至深山的茂密森林中藏匿。鉴于形势所迫,起义的白彝族群在官府和部分汉族民众的支持下,不得不提前在窝堡乡发起战斗。

在官兵的协同之下,其他区域的成千上万白彝起义者纷纷响应,他们手持锋利的大刀、锐利的长矛、威猛的火枪以及震撼的土炮,迅速集结并奔赴窝堡,共同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武装联合起义,展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力量。

这一日,那位曾经恶贯满盈的倮伍居虎,竟然也成了起义者的手下败将,沦为俘虏。倮伍居虎从未料想过,那些曾经用来束缚奴隶的铁镣与木枷,此刻竟然会无情地锁住了他自己的身躯。

昔日那些趾高气扬、骑在奴隶头上的大黑彝们,如今已经威风扫地,不敢再嚣张跋扈。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了起义者的诛杀,有的人则被县衙门的官兵捉拿归案,身陷囹圄,还有的则是全家逃之夭夭,无影无踪。如今的窝堡,已彻底摆脱了旧有的桎梏,真正实现了奴隶翻身做主,当家作主的壮丽景象。

为了欢庆起义者的辉煌胜利,彝、藏、汉三族民众欣喜若狂,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欢聚一堂,歌声与舞蹈交织成一片,共同庆祝这历史性的时刻。家家户户都宰杀猪羊,准备丰盛的宴席,以表达他们对翻身解放的喜悦与感激。

随后,在越西地区,得知起义联络信息的白彝家支成员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彝汉交界的大瑞、大河、大花等关键地带。在家支头人尔恩洛莫、曲木查米、俄勒布达和沙马木基的号召和组织下,他们积极响应冕宁的起义行动,共同策划并推动了多个地区联动的规模宏大的起义运动。

1914年8月之后,越西地区的起义活动愈演愈烈,与同时期冕宁爆发的起义活动形成了有力的呼应。尽管起义最初由独立的白彝组织发起,然而,这股反抗浪潮迅速吸引了众多白彝、安家奴隶以及锅庄奴隶的加入。他们纷纷逃离黑彝的统治区域,毅然投身于起义的洪流之中。短短几天之内,数以万计的白彝起义者便集结在中所镇的二萨果村,共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

在那个时候,各地的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一幅千年难遇的壮观画面——那些曾经以起义为名的黑彝族人,如今纷纷投身到田间地头,亲自挥锄劳作,或者远赴草原,牧养牛羊,呈现出一派繁忙而和谐的景象。

自1915年开始,起义的浪潮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了广大彝区,向北延伸到了石棉、汉源、九龙、泸定,向南则深入盐源、盐边、米易、宁蒗、丽江、楚雄等地。在这些起义的地区,那些罪行累累的黑彝普遍受到了镇压或关押的惩罚,部分黑彝则因恐惧而仓皇逃离,四处寻找避难之所。

起义的白彝族群满怀喜悦,士气高昂,他们欢天喜地地宰杀牲畜,以庆祝这一重大的胜利。同时,他们还果断地没收了那些逃亡黑彝的土地和财产,并将其平均分配给每一户家庭,实现了公正和共享。

众多奴隶纷纷将传统的锅庄拆除,转而搭建高大的灶台,他们舍弃了彝族的传统服饰,转而穿上汉族的服装,从羊耳笆笆的简陋卧榻转向了舒适的木床。与此同时,不少彝族女子也开始效仿汉族女子的装扮方式,她们开始学习穿裤子和花鞋,还系上了漂亮的围裙和腰带,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

每户人家的门前都效仿汉人的习俗,安装了一块门牌,象征着他们已摒弃了黑彝的身份,融入了汉族的大家庭,从此获得了自由的翻身。

在这片名为窝堡的土地上,奴隶们凭借自己的抗争与努力,成功开创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在这里,他们告别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桎梏,迈向了自耕自食、平等自由的新生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土地,收获着劳动的果实,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尊严。

【伍】

然而,大黑彝们的离去,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终结,这出乎了那些刚获得自由的奴隶们的意料。他们曾共同奋斗,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集结成队伍,但在这两年间,随着生活的安定与舒适,他们逐渐放松了警惕,队伍也开始变得松散起来。

不久后,窝堡里悄然兴起了一股声音,宣称奴隶的反抗行为乃是极度的悖逆,那些敢于挑战权威的奴隶家庭将永无宁日,更将遭到恶魔的纠缠与诅咒。在这深深信奉鬼神的彝族社会中,竟无人洞察这背后的真相——这一切不过是黑彝们为即将到来的战斗精心策划的心理攻势。

时光荏苒,已逾两载,似乎那些昔日的奴隶们已然忘却了一桩旧事。当年那个恶名昭彰的大黑彝倮伍居虎,在被送往官府的路上,竟然在途中潜逃无踪,这一事实似乎已逐渐淡出他们的记忆。

在1916年的盛夏七月,倮伍居虎与凉山黑彝果基家共同饮下了象征结盟的血酒,之后,他携带着数百支步枪威武地归来。当他抵达稗子田梁子时,居高临下地对窝堡村寨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那些曾受尽苦难、终得解放的奴隶们,在享受了短暂的安宁生活后,突然遭遇了意外的变故。他们原本已经放下武器,安心生活,但此刻却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些曾经的刀枪,早已不再配备子弹,而刀矛也早已被岁月侵蚀,锈迹斑斑。突然间,梁子上响起了一声枪响,吓得他们纷纷惊慌失措,只顾着逃命。

随后,几家承诺前来支援的黑彝家族分支纷纷行动,他们集结了大批的人员和枪支,逐步抵达窝堡的周边区域,悄然埋伏下来,静待时机。

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倮伍居虎和他的儿子竟然别出心裁地将枪支藏匿在不起眼的扫帚之中,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返回了村庄。更为离谱的是,负责守卫的哨兵在发现两人时,竟然未曾进行任何形式的检查,也未流露出任何疑虑之情。他们见二人手中仅持有扫帚,便轻率地放行了二人,完全忘记了作为哨兵所肩负的职责与使命,更别提当初他们是如何立下誓言,要严阵以待、绝不让任何可疑之人通过的。

直到夜幕降临,达久布楚与沙马石曲等领袖方才得知最新消息,于是他们迅速聚首商讨对策,最终决定当晚采取行动,铲除倮伍居虎父子。

倮伍居虎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回到自己的家中,自然也是得益于他自身的勇气和精心部署的防范措施。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因此在行动时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机智,确保自己能够安全地返回家中。这种胆识和策略,使得他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

那一夜,两人并未在屋内安歇,而是选择在牛圈上方的草楼悄然布下了陷阱,静待猎物自投罗网。

就在两名奴隶悄然潜入院子之际,倮伍居虎之子倮伍打达果断采取行动,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使得二人瞬间丧命。

几个守在门外的奴隶突然闯入,然而,他们却发现倮伍居虎和倮伍打达的身影早已从草楼一跃而下,消失在视线之外,不知去向何方。

然而,更为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在深入调查了窝堡的实际情况后,倮伍居虎敏锐地察觉到了奴隶队伍内部的严重问题,其破绽之处已是昭然若揭。

次日,当众人仍沉浸在昨夜倮伍打达残忍杀害两名奴隶的悲痛中时,突如其来的枪声划破了宁静。潜伏在樟木沟海子边缘的黑彝武装力量,如狼似虎地从各个方向发起了猛烈的围攻,几名起义的核心成员在猝不及防之下,不幸丧命于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之中。

英勇的暴动领袖达久古居之子达久布达,在激烈的斗争中不幸中弹,他遭受了倮伍居虎致命的射击。然而,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毫不畏惧,带着轻蔑的眼神直视倮伍居虎,并以一声豪放的笑声,彰显了他的无畏与坚定。

目睹倮伍居虎的神情,他明显被眼前的景象吓得连连后退三步,而后他努力平复心情,鼓起勇气大声斥责道:“你已逝去,又何苦面带笑容?不过是嘲笑自己曾经选择改投汉族的怀抱;你们追随汉人,学习他们的习俗,让我心生恐惧,如同丢了魂魄一般。今日,我誓要品尝你的肉体,挖掘你那曾经跳动的心。。。”

他愤怒地骂骂咧咧,随即俯身而下,狠狠地一口咬下布达大腿上的一块肉,嘴里的咀嚼声伴随着鲜血四溢,令人触目惊心。

从那一刻起,倮伍居虎便有了新的称谓——倮伍日木,这个名字在彝语中蕴含着深刻的含义,代表着凶猛且令人畏惧的吃人花豹子,象征着某种不可小觑的力量与威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声势浩大的白彝起义逐渐陷入了困境,各路起义军纷纷遭遇挫败,无奈之下选择撤离,逃往雅砻江西岸的和爱乡洋房子一带。在那里,他们与敌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激烈对峙,坚守阵地,不放弃一丝希望。

在这个时刻,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向汉官献上贿赂,汉官则抱着“既得原告之惠,又不忘被告之恩”的心态,选择视而不见,采取了一种妥协与敷衍的应对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眼见局势难以善终,他们才佯装出面斡旋,试图通过劝诱与恐吓的方式平息奴隶们的反叛情绪。他们苦口婆心地告诫奴隶们:“切勿再逆反不驯,安心居住下来,若想有所改变,也应从土司统治的范围内着手。”

在此期间,外地的奴隶起义亦纷纷遭到残酷镇压,无一幸免。窝堡的奴隶起义者们曾在那座洋房子中坚守了长达三个月,然而,在无尽的抗争与压迫之下,众多村民被迫舍弃家园,携老扶幼,背井离乡,踏上了前往石棉、汉源、九龙、泸定等遥远他乡的流亡之路,以寻求艰难的生存机会。

随后在娃子寨的起义中,众多参与者中,不乏那些曾在拉库起义中逃离的白彝族群众。正因如此,冕宁北路一带的许多白彝起义者,在形势所迫下,不得不再次回到黑彝统治的阴影下,继续他们曾经饱受压迫的奴隶制社会生活。

随后,各地的起义行动在黑彝武装的猛烈反击下纷纷败下阵来,许多起义的领导者遭到了无情的枪杀。而一些在战斗中失利的白彝人,则被强制要求承担起义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军需费用,甚至远超这一数额。更为悲惨的是,还有许多白彝在强大的武力威慑下,不得不选择投降并返回原本的黑彝领地。他们再次沦为了依附民或隶属民,重新被束缚在依附制或隶属制的枷锁中,被迫过上奴隶般的生活。

【结语】

拉库起义尽管以失利告终,但其却成为了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是对外界所持有的“奴隶从未反抗”观点的坚决驳斥,展示了奴隶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他们挺身而出,为捍卫自由与尊严而奋力抗争,这一英勇举动不仅激发了凉山地区奴隶们反抗压迫的勇气和力量,同时也让黑彝势力的傲慢态度有所收敛。在某些重要方面,黑彝势力开始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举例来说,对于当时奴隶们最为愤慨的抽取阿加子女为呷西的制度,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在冕宁、越西等地方,黑彝们开始允许奴隶们通过交纳一定数量的银两来替代这种残忍的抽人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关系。

倘若呷西的形象在我们脑海中并不鲜明,我们可以转而探究一下在奴隶主眼中,呷西究竟具备着怎样的价值,以及为何白彝对呷西怀有如此强烈的反感与厌恶。

首先,从奴隶主的视角来看,呷西的地位显然是远逊于牛马的。在他们眼中,用十两银子便能轻易换得三只羊,而一头牛的价值则高达九十两银子。然而,即便是价值最高的女呷西,年龄在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其售价也仅为五十两银子。相比之下,二十五岁的男性呷西,由于其难以驯服和管理的特性,其价格竟与三只羊相当,可谓是微不足道。

在那个时代,呷西的生命被轻视到了极致,以至于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被随意剥夺生命。正如我们在文中所述,杀害小呷西以祭祀鬼魂的行为屡见不鲜,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人甚至用活烧呷西的方式来祭奠死者,将呷西当作练习枪法的靶子。这些行为不仅是对生命的极度漠视,更是对人性的彻底践踏。

经过这次激烈的抗争,对于曾经盛行的强制性高利贷“杂布达”,奴隶主们被迫调整了原有的放款策略,从原先连续不断地进行放款转变为限制为每代人仅可放款一次。这一变革无疑体现了斗争的深远影响,使得高利贷的滥用受到了有效遏制。

逃离故土的白彝族人民,在新的土地上逐渐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他们纷纷踏入了私塾或是官方设立的学堂,深入学习了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特别是在民国时期的后半段,这些白彝族人民及其子孙后代,勇敢地迈向了主流社会的舞台。随后,他们在汉族地区或是汉彝文化交融的边界地带,建立起新的聚居点,积极接纳并吸收了先进的文化理念。这一变革不仅推动了生产技术的革新,也带来了生活习俗的深刻转变。

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那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奴隶自我解放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的历史长河中,它犹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了时代的黑暗。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红军长征的胜利到凉山的解放,再到支持民改的历史进程中,彝族人民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历史事件的彝族参与者和支持者中,许多都是那场起义的参与家族的后代。他们继承了先辈们的英勇与智慧,为民族的解放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

一、世卿世禄制

(一) 开始朝代

世卿世禄制始于夏、商、西周(但夏商并无明确记载)。

(二) 制度内容

世卿世禄制又称“世官制”, 即贵族世代为官的制度, 官员选拔实行“亲亲尊尊”

路线。

世卿: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 世世代代、父死子继, 连任卿相这样的高官。

世禄: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 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

(三) 基础

世卿世禄制的基础是分封制和井田制。

(四) 废除

商鞅变法正式废除世卿世禄制。

二、军功爵制

(一) 产生

魏国李悝“食有劳而禄有功”;秦国商鞅正式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 建立了秦国的军功爵制。

(二) 内容

秦国军功爵制分为20 个等级, 每一个等级都与之在战场上所杀的人数直接挂钩,即“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

(三) 基础

军功爵制的基础是土地私有制。

(四) 盛行

军功爵制盛行于战国、秦代时期。

三、察举制和征辟制

(一) 朝代

汉朝(开始于汉武帝时期)。

(二) 察举制

察举制是一种自下而上推举人才的制度。刘邦求贤诏开察举制先河, 汉武帝达到完备。察举制标准为“四科取士”,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 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 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 足以决疑, 能按章覆问, 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 遭事不惑, 明足以决, 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但考查名目繁多, 分为岁举(常举) 和特举。

岁举, 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举荐人才, 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 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

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 如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等, 以“贤良方正” 为最重要。

(三) 征辟制

征辟制是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制度。征, 也称为“徵”, 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 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 再向朝廷推荐。

四、九品中正制

(一) 朝代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 为曹丕采纳陈群建议而设立。

(二) 内容

九品中正制, 又称“九品官人法”, 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中正: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 也就是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 州设大中正官, 必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 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举。

品评:家世、行状、定品。

品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三) 影响

导致门阀士族制度的产生。

五、科举制

(一) 朝代

隋、唐至清末。

(二) 发展

(1) 隋朝:隋炀帝始设进士科。

(2) 唐朝:武则天开武举和殿试, 但殿试并没形成永制。

(3) 宋朝:三年一次, 确立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开启糊名和誊录制。

(4) 明朝:正式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实行八股取士。

(5) 清朝:1905 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科举, 1906 年下诏停止科举。

(三) 常考名词

童试———取得生员资格, 通过后为“秀才”。

1. 三试

乡试———地方考试, 在八月举行, 称为“秋闱” “乡闱”;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

会试———全国考试, 全国举人在京城举行会试, 考期在二月, 又称“春闱”, 考中后为“贡士”, 第一名为“会元”。

殿试———皇帝亲自主持, 在三月份举行, 取中后称为“进士”。录取分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 第二甲赐进士出身, 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 第一名俗称状元, 第二名俗称榜眼, 第三名俗称探花, 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2. 连中三元

解元———乡试第一;会元———会试第一;状元———殿试第一。

3. 三鼎甲

状元、榜眼、探花。

苗疆之战

清朝雍正年间,在云贵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减少了大约80个土司。但是,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改土归流完全能够和平地进行,那就不能拖到清朝才大规模推动了。由于清朝的改土归流规模大,引起了西南诸多土司的反抗,清朝便以武力平定,其中比较出名就有大小金川之战、苗疆之战、瞻对之战等。而苗疆之战,则是清朝在改土归流中进行了最典型的战争。

一,改土归流和苗疆的开辟

改土归流在贵州一带遇到的阻力是最大的,这和贵州的特殊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成分有关。在地理环境上,贵州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就是鞭长莫及。而贵州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除了苗族之外,还有大量的侗族、彝族等。

早在明朝时期,为了削弱贵州的土司,发动了“思州之战”“播州之役”和“水东之役”,消灭了贵州高原上的三大土司。到清初,又消灭了水西土司,使得贵州的四大土司都成为了历史。然而,改土归流在“苗疆”推进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贵州是遏制西南的战略要地,云贵总督鄂尔泰曾说“黔治则有与之俱治者,黔乱则有与之俱乱”“若不改土归流,三省交接皆受其扰”。因此,雍正帝对贵州的改土归流非常坚决,不惜用重兵。

清朝将贵州新开辟出来的土地称之为“苗疆”,或者“新疆”。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一年,清军大举进攻苗岭化外生苗地区,最终设立了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六厅,合称新疆六厅新开辟的土地规模非常大,“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贵州是清朝在“改土归流”中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此后,清朝在黔东南驻扎了6000人,后来增加到了15000人。

然而,改土归流破坏了当地苗族土司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古以来的特权,因而蠢蠢欲动。而清朝在苗疆的治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勒令“夷人”放弃祖传的服装发式,加重赋税,土地兼并,加重社会矛盾。因此,苗乱就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爆发了。

二,平定古州苗乱:改土归流不可逆转

1734年,贵州黎平人包利在古州以“苗王出世”号召苗民反清。第二年,官吏滥征钱粮,古州地区的八妹、高表等寨苗民蜂拥而起,聚众2万余人。古州总兵研勋率兵镇压,苗民大败。于是包利又转移到台江,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随后,贵州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等下令古州、清江(剑河)的几百清军前往镇压。然而,苗民反而包围了台拱番招坉汛城。于是元展成调集5000人去解围,结果在半路被苗民包围。之后,苗民攻占了凯里、黄平、余庆等地,向镇远、思州等府推进。

事态发生后,雍正帝立即调动6省2万余清军进入贵州平叛。然而,清军在贵州并未迅速平定叛乱,苗民趁机进攻清军空虚的营寨,叛乱范围涉及整个黔东南。在这个关键时候,雍正帝去世了,乾隆帝上台。这是乾隆面对的第一个挑战,他将平定苗乱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

当时,朝廷的许多大臣攻击鄂尔泰,主张停止改土归流,甚至提出放弃“苗疆”,实际上雍正晚年也有放弃苗疆的想法。乾隆继位后,首先将主张放弃苗疆的大臣张照拿下,给他安上一个“假传圣旨”的大罪,说雍正帝“绝无放弃苗疆之意”。如此,朝廷大臣就不敢反对乾隆帝了。

随后,乾隆任用湖广总督张广泗为贵州巡抚,总理苗疆事务,并将元展成、董芳、哈元生等革职拿问。为了规范清军纪律,乾隆下令禁止清军滥杀,提倡以德济威,以争取民心。在平叛方略上,采取先安熟苗,后捣生苗,再惩熟苗,各个击破的战术

当年十二月,张广泗在凯里兵分三路挺进苗疆,总兵力达到了1.2万人。三路清军以围攻的方式对清江发动了进攻。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苗民不断失利。清军在年底就攻破了几十个较大的苗寨,苗民死伤惨重。1736年三月,清军已经攻破了200座苗寨,包利被迫退守雷公山。

雷公山盘亘数百里,是贵州四大名山之一,这里地势崎岖、森林密布。包利将雷公山的道路挖断,以图据守。张广泗则扼守各个路口,然而四面搜剿。到四月,包利被俘,苗民士气大落。五月,清军结束了雷公山之战。到九月,清军平定了整个苗疆

平定苗乱后,乾隆下令“永除新疆苗赋”,以安定苗疆。除此,乾隆还规定“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如此则为“以苗治苗”。对于派遣到苗疆的官吏,乾隆必定严加审核,一定要选择清官前往,以免激烈阶级矛盾。乾隆还在贵州推行屯田政策,大大减轻了苗民的负担。此后,苗疆平定了大约60年的时间。

三,钱嘉苗疆起义:盛世走向了结束

乾隆末期,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全国各地开始爆发大大小小的民变,清朝的统治危机四起。在贵州和湖南交界的武陵山一带,由于官僚地主侵占土地太多,导致地方矛盾非常尖锐,例如湖南永绥厅最初“环城外寸地皆苗”,乾隆年间已“尽占为民地”,使得苗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失去土地的苗民沦为了佃户,就需要承担更高的地租。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就提出了“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试图恢复到改土归流之前的时代。

1795年,乾隆六十年正月初四日,松桃石柳邓、永绥石三保、凤凰吴陇登和吴天半、乾州吴八月等秘密集会。约定在二月初六起义。然而消息走漏,石柳邓被迫提前起义,直接带领苗民围攻松桃厅正大营,随后武陵山一带的苗民蜂起响应,苗疆大震。此次苗乱,也是一次农民起义,其性质和之前的古州苗乱有了很大的区别,因此可以称之为义军

二月,乾隆立即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湖广总督福宁等带兵出征,又下令四川总督带兵阻挡义军挺进湖北和其他地方的义军会合。三月,福康安调集湘、黔、川、滇四省2万军队开进武陵山。石柳邓利用武陵山的地形与清军周旋,打游击战,所谓“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

清军则四面围剿,石柳邓部腹背受敌,被迫带领主力进入湖南,和石三保会师。随后,福宁带领6000军队进入湖南围剿,但是遭到了苗民阻击,全军覆没。这年八月,各地义军在乾州建立政权,以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开始大规模发动进攻。

福康安面对义军咄咄逼人的气势,采取了“设法离间,用计解散”的方案。他将立场不稳定的吴陇登作为拉拢对象,吴陇登暗中投降清朝。十月,他将吴八月缚送福康安军营,许多义军首领也相继降清,于是苗民起义转入了低潮。

1796年,名将福康安去世,但是清军的四川、湖南、陕西爆发了农民起义,清军兵力被分散,石柳邓于是辅立吴廷义为吴王。然而不久,石三保被俘,石柳邓被迫撤离乾州,转移到平陇。九月,清军统帅额勒登保兵分四路,进攻平陇,经过3个月的激战,最终攻克平陇,于是苗疆之乱暂时被平定,吴廷义被俘,清军主力开始调到他省。

当年,清朝出台了“善后六条”,提出“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罢旧设营汛,分授降苗官弁羁縻之”,以缓解苗疆的矛盾。然而清朝地方官员并未认为执行“善后六条”,使得小规模的苗乱依然存在。为此,清朝推行“屯田养勇,设卡防苗”的政策,在苗疆险要处大规模建设碉堡,对苗疆进行切割。

此后,苗乱虽然时有发生,但是规模远不及之前。1806年,永绥厅苗民石宗四率数千人起义,被清军击败,损失2000多人。至此,武陵山一带的起义彻底平定了。

古州苗乱和乾嘉苗民起义的平定,证明了历史总要向前进,不可能倒回到之前的时代了。清朝平定苗疆,有利于地区的安定,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两次苗乱也反映了清朝在苗疆的治理上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导致社会矛盾较为尖锐,这些都是清朝应该去反思的地方。然而,乾隆去世,清朝由盛转衰,清朝的战争机器也停下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到来,一切都变了。

绝地天通之伟大的开创之举

不管你喜不喜欢认不认可,他都已经存在。况且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什么完美地制度,更不应该苛求古人一些民主、科学甚至人权等当时不可想象的念头,就如同当下的我们幻想一次星际旅行一般。

首先,塑造了华夏的正统地位。

不管是“九黎”还是“三苗”,都不是容易搞定的对手,必须保证统一的思想和军事指挥来正面跟对手交战,而这恰恰就是“绝地天通”的出发点。

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获胜的是我们的祖先,不然他们曾经存在的痕迹将会被操着不同语言、甚至不同皮肤的考古学家来发掘,而非当下的认祖归宗。

黄帝和颛顼的对外战争胜利保障了古华夏族的正统地位,文化从多元渐渐趋向一元,中原文化由此一枝独秀,其余氏族的文化却因此而逐步式微。这种文化乃至血缘上的认同对于统治者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天赋人权的合法地位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尤其是历代统治者对于中原文化的追宗和认同。

且不说司马迁的“五帝系统”正是围绕着强势的中原文化建立起来的,中原的正统地位甚至令欲立足中原周边少数民族所崇仰。

“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晋书•慕容廆载记》

“其先出自炎帝,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北史•周本纪》

“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 ,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雍正《大义迷觉录》

第二,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如果说轩辕黄帝更多是凭借个人威望能力来驱动部落联盟的行为,那么颛顼大帝则将其规定为一项不可违逆的制度。

后来的继任者们都发现这个制度的好处所在,不管是方国–服畿–分封直至郡县的地方行政制度,或从法家、道家到儒家的治国指导思想转换,还是从王权到帝制的升级当中,都完整保留了颛顼大帝定下来的基调。

教权和政权完全分离,又在帝王身上合二为一,四千年来莫出其外,帝王亲自主持隆重的祭祀,泰山封禅,同时又是最高的政治独裁者。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我们不能随意将大一统归功于“绝地天通”,但是没有这次改革打下的基础,“王”理念的形成也许还需要一段漫长的历史时间。

第三,中国文化进程的转折点。

并非“绝地通天”之前就没有文化,而是前后相比有天壤之别。

“绝地通天”虽然蛮横,但毕竟是有序化、制度化的文化秩序重建,在将鬼神上苍的观念逐渐移除民族集体记忆之后,后世的思想家不必遭受欧洲中世纪的伽利略和哥白尼的遭遇了,思维可以毫无保留地匹配社会的现实需要。这为儒家的礼制提供了现实依据,为道家“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超时代理念提供了来自王权的保障,为神仙家和方士提供了可以自由描绘的白板,为我们祖先的历史提供了思想治世的基础。

第四,移除鬼神之后,我们躲过了可能出现的极端教权的束缚。

由于被剥夺了与直接上苍沟通的权利,人们逐渐疏远了对上苍的膜拜,转而向活生生的人产生了敬畏,虽然这个人只可能是皇帝或者官僚,这样至少不会有什么学说能够动摇一个民族的心智了,也从未有什么纯粹的“教义”来束缚我们的精神世界。任何借鬼神为名的邪教都只能短暂的蛊惑人心,而不能颠覆这个世界,比如白莲教和后来的天平天国。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康诰》

在经过周公改造后的天命观中,一方面“天命无常”,不会永久的眷顾谁,这在乎王朝的德性;另一方则是“敬天保民”,上天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并不是无休止和高档次的祭祀就能够收买得了的,他首次将“民”纳入了天的考量体系,而后历朝历代的人文精神都可圈可点,并非想当然的王权统治一切。

西方一直片面的认为国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四千多年前我们就不需要宗教来引领思想的进步和文明的前行了,至于泱泱华夏的信仰,也轮不到外人来指手画脚,毕竟我们是一个无数次证明过自己的民族。 客观的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宗教和文化领域的改革,甚至其成果之丰硕和复杂早已脱离了倡导者颛顼大帝的初心。华夏之所以成其为华夏,那是五千年来世世代代的筚路蓝缕和日积月累所成就,这显然不是我们后人该去求全责备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应该自信而感恩,也当有不受外在干扰的分辨力,尤其在区分糟粕还是精华的时候。

绝地天通之王的出现和强权政治的形成

颛顼大帝将神权和政权集于一身,那这是否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呢?

中国与西方走过的历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打个比方,西方和中东的宗教中,人们的祷告都是直接面向上帝和真主,甚至在吃饭前后都是如此,而中国人最多将祖先请上餐桌,而不会念叨什么感谢玉皇大帝或者哪路神仙之类的,如果有,那也会被当做异类吧。

中国人的美好生活一般都感谢谁?这里就不探讨了~~

这的确是中国人的传统,但我们焉知古人就一直是这样呢?其实真相是在4000多年前他们就被剥夺了与上苍直接对话接触的权利。

颛顼大帝以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整合了分散的巫教权力,从而巫教权力与政治权力开始由最高首领所掌握,既然垄断了沟通天地的权力,那就无所谓宗教或者政治,两者是一回事。

“绝地天通”,不是天地不通,不是纯然阻绝连接天上人间的通路,而是不许凡人僭越,只许专人祭天。但改革保留了一个重黎二人共同的汇报对象–颛顼大帝,作为是人神之间唯一的衔接点,上天的旨意只能颛顼和重来传达,而他们所传达的神意也就是己意,因此,民众要听从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要听从帝王的旨意。

于是,“绝地天通”创造出来的一个独立阶层–“王”即将出现在华夏故地上。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

董仲舒的理解是,“王”字乃是取义于贯通“天地人”,所谓王者,就是能通天地的人,但作为汉武帝政治鹰犬的董氏显然搞反了顺序,真实情况是只有成为了“王”才能“以一贯三”,而非某位能人会被推举成了“王”,这样的“王”显然是不会做错事或说错话的,因为他能够“言出法随”。

甚至我们都可以在神话中找到“王”愚弄民意的案例。

“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 以下。”–《山海经•大荒西经》

《山海经》记载夏后启御龙登天,窃得《九辩》、《九歌》,其实是不是登天,偷到的书是不是来自事先藏好,除了夏启本人谁都说不准,也许这就只是他自导自演的大戏罢了,可惜的是此时已经没有人可以争夺当导演的权利了。

从此中国人把人间的王当作天上的神–“天子”来叩拜,我们难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支持人人拥有平等权利的理论来源。颛顼通过独霸神权建立起绝对权威足以泯灭其他人的声音,而凸显出他一个人的声音。从此后天上地下众巫绝迹,只有属于“王”的声音在震荡和回响,空旷而威严,寂寞而冷清。

“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尚书•汤诰》

“天子自称曰‘予一人’。”《尚书.孔传》

“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予一人”这种天地间独此一人独此一极之表述到后来干脆独用一个“朕”字以显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都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但王本来是“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人”,但渐渐地就主动或被动的搞混了,被当作成了真正的神灵,享受着人们对神的供奉,也担负着人们对神的期望。

颛顼其实是还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本,一方面臣民们理解并适应“王”的含义并膜拜之还需要一个过程,正如秦汉大一统初期不服约束的游侠和士一样;另一方面当时的“王”还不具备号令天下的政治制度,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但毕竟在此之后神和王的权威也建立起来了,专制的种子也随之种下。

在强权高压下的话语方式下表达的是顺服,认可的是权威,而最为权威的莫过于天子。因为在“绝地天通”之后,只有他才能与天相通,他的话就是神的旨意。

天子的话,对错不重要,管不管用才重要,因此有了成王“桐叶封弟”、君无戏言的故事。圣旨一下,不管是升迁贬黜,甚至是逮捕赐死,那都是“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帝王作为上天的代言人,自然而然地站在百姓之上,形成绝对的权威话语。因此百姓只能顶礼膜拜,不能质疑责问,渐次沉默了下去。沉默中也有民间的声音,但不可能获得和权威话语同等的地位和效力,因而,逐渐形成了权威话语下的言说方式。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先秦.子夏《毛诗序》

用今天观念来看,身份有高低,人格当无高下,但在古人眼中则必须根据身份的差距选择说话的方式。只能进行委婉的讽刺或者规劝(既主文而谲谏),并以此避免上位者的惩罚。

换而言之,下位者说话,正确也不重要,但态度很重要。“大不敬”本身就是一项重罪,“犯言直谏”者通常如同越级告状,要先打五十大板才能开口说话。故夏商的关龙逄和比干成了后人唏嘘千年的惨痛教训,而明代抬着棺材骂嘉靖的海瑞,想必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那在强权政治的话语方式以什么为核心呢?生存的本能很快让这些臣民意识到一点,最好的话语方式是与权威步调一致。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 后群臣皆畏高。”–《史记• 秦始皇本纪》

“指鹿为马”并不是告诉人们秦二世的荒唐,而是揭示赵高赤裸裸的站队逼问,他问的不是在问所献者究竟是鹿还是马,而是问我的话是否好使?

悲哀的是,真理被强权先奸后杀了:“言鹿者”都被暗算,而信口开河者尚能苟活!

强权并非只存在于顶层,高高在上的王也是不可能时刻与民众交流的,他会选择各级官吏和贵族作为他的代言人,而官僚阶层对于这样的套路可谓轻车熟路。然而,两个菜地里讨论皇帝用什么吃饭的老农终生不会有“一睹天颜”的机会,地方官哪怕是个里长也许就是他们的天、他们可以触及的“王”。

中国人更习惯于需求来自权利或地位的庇佑,因此在古代的老百姓总之期盼着可遇而不可求的“清官”来“牧”他们,这种期盼“正确的强权”的心理正是数千年来国人匍匐于地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