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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分五个等级：兹、诺、曲诺、阿加和嘎西。

１、兹
“兹”系彝语，即汉语里的“土司”。土司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边疆异族的一种制度，号称“以土官治土民”、“以夷制夷”。彝族地区最早的类似土司的政权形式可能是蜀汉时期的诸葛亮封济火为王，有彝汉文的“济火碑”记载其事。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分置七郡，统于庲降都督，对当地土著“皆以其渠帅而用之”。诸葛亮解释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留兵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汉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也。”真正的土司制度始于元朝，盛于明朝，延续于清朝、民国时期。元朝在凉山设“罗罗斯宣慰司”，清朝在凉山设立了许多土司土官，到民主改革时还有凉山“四大土司”。
土司职官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诸司；土官职官有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土司职官中以宣慰司最高，它是“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宣慰司下管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土司是当政中央政府赏封的，有官印、官府、衙门、军队、监狱等一系列统治标志和工具。土司是政府认命的，土司之间是通过政府认同而相互认同的，老百姓更要遵从政府旨意。土司是实际意义的地方行政长官。土司制度是世袭的，成为彝族等级制度中的一个等级，称为“兹”或“兹伙”。兹是凉山彝族地区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后裔，代表权力，政权，中央政府的意图。彝语叫土司为“兹莫”，“莫”是“大”的意思，兹莫意为“大土司”。彝语的“权力”一词叫“兹克”，意为“土司的口（旨意）”，正说明了土司的权力与地位。
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元朝统一中国后，“在四川彝族地区设有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下设马湖路，马湖路辖泥漆、蛮夷、平夷、夷都、沐川、雷波六长官司。又有罗罗斯宣慰司，辖建昌、德昌、会川等三路及所属18州，即今凉山地区，当时隶属云南行省”。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后，清朝沿用土司制度。据统计，嘉庆时彝族土司土官有“宣抚司1，长官司10，土千户10，土百户47，土舍3，土目54，土千总6，土外委1，土乡总7，头目21，总计166名。……这些土官中以沙马宣抚司、邛部宣抚司、阿都长官司、雷波千万贯土千总为大，号称凉山四大土司”。
彝语谚语说“土司掌官印”，因此，官印成为土司的标志，只要有官印，就是“兹伙”，而不管其封地多少官职有多大。土司的地位总是高于当地人民。因此，在凉山地区，从阶级来分，土司是统治阶级，其它人都属于被统治阶级。以前认为诺伙也属于统治阶级的说法值得商讨，因为，这种观点混淆了阶级和等级的概念。阶级是客观承认的，等级是主观认同的。人们承认统治阶级是客观的，是被迫的；而认同等级是主观的，是自发的。

2、诺
“诺”系彝语，汉语里普遍译作“黑彝”，英语则随汉语译作”Black Yi”或”Black Lo Lo”。在1956年民主改革时，“诺”阶层的人口约占6.9％，系彝族中的贵族阶层，自视血统高贵，不与“曲”阶层的人通婚，更不与“阿加”、“呷西”阶层通婚。“诺”作为一个贵族阶层，严格实行等级内婚制，从他们在彝族人口中的比例看，这个阶层以前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后来征服了“曲”（邛），对不同地区的“曲”进行了瓜分。每个“诺”家族都有其势力范围和管辖范围。正如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征服整个中国后，将人们划为四等人：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人是汉人，最低的一等人是蛮夷，即其它少数民族。“诺”征服凉山后，其等级的划分与此类同。

3、曲诺
“曲诺”为彝语，汉语里普遍译作“白彝”，英语则随汉语译作 “white Yi”或 “white Lo Lo”。有人认为，“曲”即古“邛”人，后被“诺”集团征服。为了表达隶属于“诺”，他们也自称“诺苏”，但为了不混淆于“诺”，便在自己的原族称后面加上“诺”，以示区别。在民主改革以前，曲诺都隶属于一定的“诺”，每年要给诺服一定的劳役，过年过节要给诺送礼，诺打仗时自备武器弹药随诺出征。但有人身自由，享有亲子权，诺不得随意买卖转让。有自己的产业，田地，有的曲诺还拥有奴隶，财产方面有的甚至超过诺。因此，在土司统治区又叫“官百姓”。其人口约占凉山彝族总人口的50％左右。

4、阿加
阿加是彝语“阿图阿加”的简称，意为“主子门里门外的人”，汉语称为“安家娃子（奴隶）”。阿加没有人身自由，必须住在主子的旁边，主子随叫随到，随时为主子干活，不能随意搬迁。他们的财产生命也掌握在主子的手里，主子可以随时把他们卖掉或转让。他们婚姻是由其主子配婚的，即由主子配给相同等级的人，所生的子女他们没有亲子权，子女要被主子抽去当“嘎西”（汉称锅庄娃子，下详）。阿加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曲诺破落后地位下降者；一是经过婚配的嘎西，主子让其独立门户者。阿加的人口约占凉山总人口的33％。

5、嘎西
是彝语“嘎西嘎罗”的简称，意为“（主子）锅庄边的手足”，汉语称为“锅庄娃子”。民主改革前“嘎西”是地位最低的奴隶。没有任何财产，没有房子，没有田地，没有人身自由。其生杀予夺之权掌握在主子手里：主子可以随时将他们进行买卖，馈赠。嘎西的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从外地掳掠来的汉族和其它民族；二是无依无靠，失去了家支支持的破产曲诺；三是从阿加家抽来子女。嘎西的人口约占10％。

依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大约2000年前，随着彝族先民们纷纷迁徙至凉山地区，彝族的奴隶社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凉山地区，古侯和曲涅这两大部落是主要的迁入者。根据彝族流传下来的民间史诗《勒俄特依》所述，这两支部落在迁移时“携带着他们的奴婢渡过了江河”，而汉文史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在西汉末年，历经东汉、三国及魏晋时代，凉山地带崛起了一股新的力量，他们被冠以“豪帅”与“夷帅”之称，实际上便是那些掌握部落权力的奴隶主。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昭示着彝族奴隶制度在凉山地区已逐渐稳固并持续发展，成为该区域的主导社会制度。

在公元7至10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唐朝、吐蕃和南诏等政权纷纷崛起，他们在西南地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激战与争霸，而凉山彝族地区也不幸被这股风云所裹挟。正是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凉山彝族社会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奴隶社会中的“鬼主”时代。在这一时期，“鬼主”和“大鬼主”成为了权力的象征，他们主导着社会的走向，对凉山彝族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所谓的“鬼主”，实际上是身兼政教两职的领袖人物。他们既是虔诚的宗教祭司，负责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又是部落的酋长，掌握着部落的实权。在统治方式上，他们巧妙地运用“鬼巫”的神秘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统治。虽然这些鬼主们的辖区大小不一，有都鬼主、大鬼主、小鬼主等不同级别，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固定的隶属关系，各自为政，相对独立。

在公元1275年，即元朝的至元十二年，朝廷正式在凉山地区创立了首个土司机构，即罗罗斯宣慰司（亦称为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民万户府）。此举标志着凉山地区完全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由此进入了土司政治的崭新时代。同时，这也预示着该地区开始呈现出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初步趋势。

在明朝的中晚期，封建土地制度如土地买卖和租佃等方式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壮大。与此同时，凉山彝族地区也迎来了先进的农具和农业技术，还引进了适宜当地生长的玉米、土豆等农作物。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极大地激发了凉山彝族社会上层对土地的强烈渴望和追求。因此，土司与所管辖的诺合（即黑彝）之间，围绕土地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这场较量中，土司最终遭到了全面的挫败，不得不从凉山彝族聚居区的核心地带迁往边缘地区。诺合家支则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势力增长，导致凉山彝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被基本中止。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而位于我国西南的凉山彝族地区也未能幸免于这一历史巨变的冲击。随后，形形色色的西方殖民势力，包括传教士、探险家、科学考察者以及驻华使节等，怀揣着各自的目的，纷纷踏入这片彝族聚居的土地。与此同时，清王朝及其后的国民政府、地方军阀也加强了对凉山彝族地区的经营与管理，意图在此地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然而，尽管他们努力尝试，但凉山彝族地区的奴隶社会制度仍然根深蒂固，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制度，采用的是一种称为“家支制度”的组织形式。

“家支”这一称呼在汉语中颇为常见，而在彝语中，它被称作”此伟”，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寓意是”同祖先的后代”，指的是那些同属一个父系血缘集团的社会成员，彼此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在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里，每个拥有彝族血统的个体都归属于各自的家支组织，这成为了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家支组织作为核心领导力量，引导着每一位成员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在家支的内部结构中，有一群自然形成的头人，他们负责管理和协调家支的日常事务，以及处理家支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在彝族的语境中，这些头人通常被称为“德古”或“苏依”。值得注意的是，头人的身份并非世袭，也不具备任何社会特权，而是根据他们在处理族内外社会事务中所展现出的能力，自然地被家支成员所认可和接纳。

在凉山彝族的奴隶制社会结构中，兹莫和诺合家支各自管理着一支包括家支成员和被统治阶层在内的武装力量。这支家支武装并非固定组织，也没有常备的士兵，家支成员平日里从事农耕劳作，而一旦战事爆发，则即刻化身为勇敢的战士。每当战争来临，那些自愿投身战斗的男子会带上自家的干粮和武器，义无反顾地加入军队出征。战斗结束后，所获得的战利品将由参与战争的家支成员共同分享，这其中也包括了奴隶阶层。在战斗中，家支的多头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负责策划战争、进行谈判以及促成和平。而在实际的战斗中，年轻力壮的勇士们则冲锋在前，彝语称他们为“惹阔”，即英雄。这些勇士们的英勇表现，为家支成员所世代传颂，成为家族的荣耀。

依据彝族的古老典籍所述，凉山彝族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其社会成员按照所拥有的权力和从事的职业被划分为玆、莫、毕、革、卓这五个层次。然而，随着历史的流转与社会的变迁，血缘关系逐渐成为了划分社会阶层的关键因素，进而演变为了兹莫、诺合、曲诺、嘎加、嘎西这五个新的等级体系。

兹莫与诺合，作为凉山彝族社会的统治者，其地位显著而稳固。相对而言，曲诺、嘎加与嘎西则构成了被统治的阶层，地位相对低下。在这个等级分明的彝族奴隶社会中，血缘关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等级制度的维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各等级成员根据血缘关系，代代相传其地位与权益，进而形成了基于血缘的等级隶属关系、等级间的剥削制度以及等级间的婚姻规则等社会制度。

兹莫作为最高统治者，占全体民众的百分之一。元代以后，部分兹莫得到了中央王朝的认可，被授予“土官”之称号，汉人称之为“土司”。然而，随着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以及诺合势力的迅速崛起，兹莫的势力逐渐式微，其统治范围大幅缩减，仅保有十分之一的地区。即便在这些残存的领地中，兹莫依然维持着对诺合、曲诺、嘎加、嘎西等各等级民众的统治权。

诺合，这一族群在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中占据显贵的地位，人口比例达到总数的6.9%。在汉语中，他们被称为“黑彝”，自明清时期起，便成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主导统治阶层。诺合在其领地内，掌控着曲诺、嘎加和嘎西这三个不同的社会等级。其统治手段主要依赖于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支组织以及深入人心的习惯法，通过这些方式，诺合有效地维持着其统治地位。

嘎加族群占据了总人口的三成八，汉语中通常称他们为“安家娃子”。这一族群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嘎西通过婚姻结合的家庭，另一部分则是因曲诺等级下降而加入的成员。他们缺乏迁徙的自由，大多居住在主人的宅院附近，随时待命，忍受着各种形式的剥削。在亲权方面，他们亦不完整，所生育的子女中，部分会被主人选为嘎西。嘎加族群的等级划分也较为复杂，包括彝根和非彝根两种。彝根嘎加主要被兹莫和诺合两大阶层所控制，但他们有机会通过积累财产来赎身。而非彝根的嘎加则更可能被曲诺阶层所支配。

嘎西，作为奴隶阶层中最为不幸的群体，占据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被汉语称为“锅庄娃子”。这个群体主要由外地被强行掳掠或贩卖而来的人组成，仅有少数是嘎加家庭的子女。嘎西内部也分为彝根和非彝根两大类别。他们毫无人身自由，没有任何财产，完全受制于主人的支配，随时可能被转卖、转让或用于抵债。当嘎西成年后，主人会根据他们的血缘关系，选择异性的嘎西与之成婚，并赐予一处住所和一块耕地。尽管他们与主人分居分食，但这种改变使他们得以从奴隶身份中上升为嘎加。

在凉山彝族历史博物馆的珍贵陈列中，我们可以目睹一段令人震撼的历史片段：越西县瓦吉木多地区的一位名叫苏嘎惹的奴隶，他在短短十五年间竟然被无情地转卖了高达十一次。苏嘎惹并非彝族原住民，他原本是在一次商旅途中路过喜德时，不幸被掳掠为奴的。他的命运如同风中飘摇的落叶，时常面临着再次被出售的风险。有时，他因为无法忍受主人的残酷折磨，甚至主动提出愿意被卖掉。而他的身价也是时高时低，有时能高达100个银元，有时又暴跌至46个银元，甚至有时仅仅换来一支步枪……这一案例，无声地揭示了那个时代奴隶制度的残酷与无情。

这个案例让我脑海中浮现出了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在1852年创作的那部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那部作品中，黑奴们如同牲畜一般，被无情地买卖，他们生活在悲惨的境遇中，备受欺凌。这样的情景使我深刻体会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奴隶制度都是一种极度缺乏人性、极不道德的社会现象。它无视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将人类沦为商品，任意买卖，这是一种对人类精神的极大摧残。

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在婚姻制度上奉行着独特的原则，它坚持“民族内通婚、等级内匹配、家支外寻觅伴侣、姨表之间禁忌婚配、姑舅表之间则享有优先婚配权”的一夫一妻制度。此外，依照世代流传的民俗习惯，还保留了诸如转房、继娶、入赘、配婚以及离婚等多种婚姻形式。为了确保血统的纯洁和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秩序，兹莫、诺合等级严格遵循同等级内通婚的原则，对于违反此规定的个体，将受到习惯法的严厉制裁。曲诺等级也大多遵循这一通婚规则。至于嘎西等级，他们的婚姻权完全掌握在主子的手中，亲属们无权干涉，因此这种婚姻形式被称之为“配婚”。

等级隶属关系的确立，完全基于血缘关系的精细划分。在这种体制下，高级别个体天然具备对低级别个体的统治权。对于那些共享同一血统但同处于相同等级的个体，他们之间并无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然而，对于不具备彝族血统的个体而言，他们之间则可以建立起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比如，非彝族的根嘎加便有权购买非彝族人作为奴隶。这种基于血缘的等级制度，确保了统治权的明确划分与行使。

一旦确立隶属关系，个人便需承担起向主子提供劳务、贡献财物的责任。而这些劳务与财物贡献的具体要求，还会根据个人的等级有所差异，等级愈低，所承受的剥削与压迫便愈为沉重。

尽管人类同源，但在凉山彝族社会中，却存在着九个身份等级分明的划分。这些等级通过血缘关系进行界定，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占有与隶属关系，这也是其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在兹莫、诺合、曲诺、嘎加、嘎西这五个等级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身份占有与从属关系。在兹莫的统治区域内，兹莫不仅统率着诺合和曲诺，还直接占有着嘎加和嘎西；诺合则统率曲诺，并占有嘎加和嘎西；曲诺的权限则限于占有非彝根的嘎加和嘎西；而嘎加亦有权占有非彝根的嘎加和嘎西。这种等级制度下的占有与隶属关系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

在土地与奴隶被大量集中的背景下，奴隶主们通过直接掌控奴隶的人身并确立严格的隶属关系，从而进行劳役剥削，这是他们最为直接、也是核心的剥削手段，同时也是他们获取收入的主要途径。他们所掌控的土地，部分被用于出租给其他人或由奴隶耕作以获取食物，而其余部分则通过组织自家奴隶和劳动者以劳役的形式进行耕种。对于兹莫、诺合、曲诺、嘎加这些不同等级的奴隶主家庭而言，其生产和家务劳动的任务主要由所附属的嘎加和嘎西承担。在兹莫、诺合这样的高等级奴隶主家中，除了嘎加和嘎西之外，所隶属的曲诺也会分担一部分劳役。嘎加和曲诺的劳役范围广泛，除了田间的耕作外，还需负责为奴隶主修缮房屋、建造碉楼、收取租金和运送粮食，甚至在外出时担任护卫等杂务。而在征战之际，他们还需自备武器和干粮，紧随主子出征，共同征战沙场。

奴隶制度的滞后，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势必会引发彝族广大民众奋起反抗与斗争。为追求人身自由、抵制奴役与剥削，无数奴隶与劳动群众持续不断地展开英勇而坚韧的抗争。尽管受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些斗争未能全面取得胜利，但它们成功撼动了奴隶制度的根基，并在局部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的胜利。

在1911年至1916年的岁月里，冕宁县窝布乃拖诺合倮伍家支的“兹尼洛莫”支系因其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奴役，激起了曲诺、嘎加、嘎西等群体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情绪。在马日什曲、达久布楚、吉克约嘎等人的有力领导下，一场旨在反抗倮伍谐合奴隶主的大规模起义如火如荼地展开。起义的巅峰时刻出现在1914年，即彝历的虎年，因此这次起义被铭记为“拉库起义”，其中“拉库”一词象征着勇猛的虎年。起义者提出了废除抽取子女作为奴隶、废除无偿劳役的残酷制度，反对对家庭的彻底剥夺，并坚决要求取消“杂布达”等不平等规定。起义过程中，一批作恶多端的奴隶主被处决或驱逐，其声势震动了整个凉山地区。然而，最终由于倮伍诺合家族亲戚的外部支援与资助，起义者未能彻底战胜强大的对手，起义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指引下，凉山地区于1956年顺利推进了历史性的民主改革，这标志着绵延两千多年的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的终结，宣告着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时代在凉山地区的崭新启幕。

故而，凉山的彝族同胞们，并未历经封建社会漫长的岁月洗礼，而是实现了跨越千年的壮举，直接从奴隶社会跃升至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代。

拉库改汉是1913至1915年间，冕宁、越西地区曾爆发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奴隶起义。

尤其是1914年那场源自冕宁窝堡地区的虎年改汉运动，堪称彝族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奴隶起义，其规模之庞大、影响之广泛、参与阶层之众多，均前所未有。

【壹】

在回顾凉山地区颇具标志性的土司家族的兴衰历程时，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的相似之处，那就是近代以来，黑彝势力凭借其强大的家族背景与支持，逐渐崭露头角，对土司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与冲击。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明代开始逐渐显现，到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更是愈演愈烈，黑彝的崛起无疑成为了土司家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土司被黑彝驱逐之后，原本隶属于土司的百姓和奴隶转而归属了黑彝，进而转变为了黑彝所统辖的曲伙（即白彝）和奴隶阶层。从这个历史事件中，不仅可以理解为黑彝对土司的反抗与驱逐，同时也揭示了黑彝对原本土司属民的掠夺过程，这为深入理解凉山地区的奴隶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为何在漫长的时间里，特别是在大凉山的核心地带，白彝和奴隶对黑彝的叛乱事件始终未曾发生？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民国著名社会学家曾昭抡的深思，他在其著作《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黑彝自视甚高，对娃子极为轻慢，但娃子却从未有过反抗的迹象，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社会研究者深入探讨的课题。”

有充分的依据去推测，大凉山深处的奴隶之所以未能掀起反抗的浪潮，这主要归因于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人为造成的信息封闭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

回溯那场震撼人心的拉库起义，它是一场奴隶们奋起反抗的壮丽篇章。

【贰】

冕宁的窝堡地区坐落于冕宁县的西部地带，其西部边界紧邻现今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两者地域相连，相互接壤。

在窝堡地区，有一位声名狼藉的霸主，名为倮伍居虎，他以大黑彝的身份，横行霸道，威震一方。当时，窝堡这片土地上共有六家大黑彝，他们联手掌控着四千多亩的广阔领地。然而，在这六家之中，倮伍居虎的力量尤为强大，他独自占据了其中的一半土地，足见其权势之盛。更为惊人的是，除了这半数的领地，他在冕宁城关地区和棉沙湾一带还拥有着另外的一千多亩土地，使得他的势力范围更加辽阔，几乎无人能敌。

然而，尽管拥有广阔的土地，他却并不常以此自夸。相反，他常常自豪地提及自己拥有的一百二十多户娃子，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些娃子才是他真正的宝贵财富。

根据2019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我们得以一窥冕宁窝堡乡当前的户籍人口规模，数据显示，该乡共有4658名户籍人口。

在之前的篇章里，我们已经深入剖析了凉山奴隶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构造和特点，为了避免冗余，此次便不再逐一展开。而针对其中社会地位略胜一筹的白彝群体，尽管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生活和经营空间，却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为黑彝服务的繁重劳役。这一现象在凉山奴隶社会中显得尤为突出，凸显了当时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互依赖。

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黑彝家族中的喜庆或哀悼场合，白彝都需向黑彝献上贡品以示尊重。然而，更为人所非议的是，历史上多次被学者们提及的“杂布达”高利贷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黑彝并非基于实际需求进行放贷，而是采取强制性连续放贷的方式，甚至有时即便白彝并不愿意借款，也必须接受这一高利贷的束缚。

倘若财力允许，便当众赠予白彝一条裤子以示奖赏；然而若财力不济，则不得不将白彝的女儿强制安排至黑彝家中作为锅庄娃子，实质上成为女仆的角色，而白彝的儿子则会被指派为黑彝儿媳妇丫环的配偶。

除了凉山地区那些司空见惯的剥削手段，倮伍居虎还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规矩。每逢新岁伊始，他会慷慨地向白彝家赠送两个鸡蛋，寓意着新的开始和美好的祝福。然而，当岁末将至时，他便会要求白彝家以两只鸡作为回报，以完成这一年的借贷循环。这种看似简单的交换，实则体现了倮伍居虎独特的经营之道和严格的规矩。

白彝每年需自行准备粮食、耕牛和农具，为倮伍居虎家提供长达5至20天的无偿劳作。这简直就像是在逼迫他们拼尽全力，生命的压力如同催命符一般无情。为了最大程度地榨取这些劳动力的价值，倮伍居虎甚至为监工们布置了具体的任务指标。若是有人因锄头损坏而稍作停歇，或是故意放慢工作进度，那么很抱歉，监工会立即给予他们新的锄头。在这里，锄头或许能短暂休息，但白彝们却绝不允许有片刻的懈怠。

在那个年代，有一位名叫曲木列拉的白彝人，他前来服劳役时，却疏忽大意，未能携带自己的耕牛。倮伍居虎得知此事后，愤怒之情难以抑制，他疾声厉色地训斥道：“打仗岂能忘记带枪？上学岂能忘记带笔？你既已忘却此事，那便只好由你来亲自扮演那头耕牛的角色了。”

于是，倮伍居虎下令手下，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一根长竹针狠狠地刺入曲木列拉的鼻孔中，强行拖拽着他去耕作田地。曲木列拉当天便在地里饱受折磨，最终不幸离世。

然而，在这些人当中，锅庄娃子的地位尤为低下，甚至不及家中的牲口。倮伍居虎家中便有这样一位锅庄娃子，年已七十，但他在主人眼中，却仅仅是个被使唤的工具。每当倮伍居虎醉酒而归，他从不舍得骑乘马匹，反而每每命令这位年迈的老人背他回家，如此对待，实在令人唏嘘。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位老人的体力逐渐衰退，再也无法承担起背负倮伍居虎的重任。他心怀期望，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承这一任务，继续为倮伍居虎效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倮伍居虎竟然怀疑这位老人心怀不轨，有了背叛之心。这种怀疑对于一个奴隶主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不敬，倮伍居虎因此心怀怨愤，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某一日，倮伍居虎再度沉醉于酒精的深渊之中，烂醉如泥，要求老者背负他归家。行至山腰之际，老者因年迈力衰，无法再承担这份重负。倮伍居虎便借此机会，猛然跃下，随即下令身旁的侍从将老者的发丝系在马尾之上，随后策马狂奔。可怜的老人，就这样在残忍的拖拽中，痛苦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又有一次，他家遭遇了不幸的盗窃事件。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召集了当天在家的十八名锅庄娃子，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试验。他下令起锅烧油，待油热得滚烫之时，毅然将一块银元投入其中。随后，他命令这些娃子将手伸进那滚热的油锅中，试图捞出那枚银元，以此方式来辨别究竟是谁犯下了这起盗窃案。然而，这场残酷的试验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十八名娃子无一幸免，全部被烫成了残疾。

【叁】

在凉山地区，当时存在着许多类似的情况，这些现象并非个案。岭光电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田坝地区的土司和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残忍行径，他们肆意虐待甚至杀害奴隶，这种行为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自1911年辛亥革命在内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其推翻帝制的壮举在汉彝交界地带迅速传开，消息如潮水般涌来。身处其中的奴隶们，心中开始萌生起一丝希望的火花。他们暗自琢磨：“既然辛亥革命能够成功推翻满清皇帝，那么我们兹莫（土司）和诺合（黑彝）的统治也未必就不能被推翻吧？”这份希望，在奴隶们的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生活在汉彝边界的白彝族群逐渐觉醒，他们抓住婚丧嫁娶等社交场合的契机，秘密聚集商讨。他们商议着仿效汉地的方式，筹集资金以贿赂官员，并借助官府的力量，共同反抗黑彝的统治。他们的目标是消除社会内部成员间的血统等级差异，构建一个更为平等公正的环境。

在1913年，倮伍居虎的孙子倮伍别拐身体抱恙，家族尝试了各种传统的驱邪方法，包括宰杀鸡羊来供奉鬼神，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未能奏效。在绝望之中，他们竟然做出了一个极端而残忍的决定——将曲莫勒谷家的儿子作为祭品来献给鬼神，希望以此来换取倮伍别拐的康复。这一举动对于曲莫家族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因为彝族是一个极度信仰鬼神的民族，这样的做法在他们看来，等同于剥夺了曲莫家小孩的灵魂，使其永远无法回到这个世界。

白彝对这件事感到极度愤怒，心中的怒火再也无法遏制。他痛定思痛，决心彻底摆脱长久以来困扰家族的困境，像内地的人们一样，奋起反抗，追求自由与尊严。

曲莫家族的曲莫格那悄然与曲木比日、达九布楚及马日什丘等人取得了联系，并进一步与邻近的野勒乡和和平乡的白彝族群众取得了联合。他们决定在1913年12月15日这一天，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以表明他们推翻黑彝统治的决心。在俄佐倮古那片藏族山梁之上，他们宰杀了一只鸡、一条牛和一只羊，以此作为仪式的献祭。随后，他们召集了一百多名奴隶，举行了一场充满神秘与庄严的血酒仪式，大家钻过牛皮，向着天空发誓，誓要发动武装暴动，彻底推翻黑彝的残暴统治。他们更计划将附近一带的奴隶主诱骗到一处，一举将他们全部歼灭。

马头山的汉族兄弟尹祝三与尹连成，以及窝堡的刘保山、魏老四和魏洪山，还有羊房子的徐三爷等人，与窝堡的一些藏族同胞，都积极加入了“喝血酒”的仪式。他们借此机会，共同商讨起义的具体时间，并联络了更多的起义人员，以期能够团结一心，共同实现暴动的目标。

与此同时，为了壮大起义的军事力量，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抵抗黑彝统治者的压迫。为此，大家积极筹措资金，并派遣了来自野勒乡的尼克涅且、和平乡的加罗阿且以及枧槽乡的耳额洛莫子等五位代表，前往越西地区进行联络工作，以期能够联合更多的力量，共同抵抗黑彝的统治。

他们特地派遣使者，将一份详细的诉状递交给了越西的汉官，以表达他们的诉求和情况。

在递交状纸的环节中，发生了一件令人感慨不已的温情举动。当时，由于无人擅长撰写状纸，那位前去递交状纸的人，一手紧握着一个洁白细腻的馍馍，另一手则提着用野草和谷糠混合制成的馍馍，眼含热泪地向汉官倾诉衷肠。

在艰难的一年里，我们的孩子们辛勤付出，却只能以草糠馍馍充饥，而那些奴隶主却无需劳作，便可享受白面馍馍的待遇。我们彝族的祖先，原本并无所谓的娃子之分，然而随着剥削制度的出现，我们逐渐分化为白彝与黑彝两个阶层。

如今，黑彝族的族人强行掳走我们的儿女，将他们变为仆从和丫鬟，残忍地迫使他们承担无偿的繁重劳动——放“扎布达”。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仅随意对我们施加暴力，甚至将我们当作商品一般买卖。这种无尽的苦难让我们无法再忍受下去，我们恳请大人们伸出援手，一同将黑彝族彻底铲除，还我们一个安宁的生活。”

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驻军的张统领迅速行动，他指派了二营中哨的李树繁哨官前往冕宁与大桥两地进行布置。同时，他也下令前五营的费建侯营官率领部队进驻瓦古脚村，以便与起义的白彝力量进行协同作战。不久后，费营官率领的汉军与起义武装力量携手并进，共同前往冕宁，并在那里设立了名为“改汉法庭”的机构。

【肆】

1914年，按照中国传统的阴历算法，是威猛之虎的象征年份，而在彝族的古老语言中，这一年则被称为“拉库”。在那一年的3月上旬，起义者们精心策划了一场行动，旨在将黑彝部众巧妙地引诱到一处，然后一举歼灭。

出乎意料的是，在行动进行之际，消息意外泄露，导致我们仅在窝堡乡内成功歼灭了倮伍佐达、倮伍你达和果基尔且三名目标人物。其余的黑彝族人在得知风声后，迅速逃离至深山的茂密森林中藏匿。鉴于形势所迫，起义的白彝族群在官府和部分汉族民众的支持下，不得不提前在窝堡乡发起战斗。

在官兵的协同之下，其他区域的成千上万白彝起义者纷纷响应，他们手持锋利的大刀、锐利的长矛、威猛的火枪以及震撼的土炮，迅速集结并奔赴窝堡，共同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武装联合起义，展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力量。

这一日，那位曾经恶贯满盈的倮伍居虎，竟然也成了起义者的手下败将，沦为俘虏。倮伍居虎从未料想过，那些曾经用来束缚奴隶的铁镣与木枷，此刻竟然会无情地锁住了他自己的身躯。

昔日那些趾高气扬、骑在奴隶头上的大黑彝们，如今已经威风扫地，不敢再嚣张跋扈。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了起义者的诛杀，有的人则被县衙门的官兵捉拿归案，身陷囹圄，还有的则是全家逃之夭夭，无影无踪。如今的窝堡，已彻底摆脱了旧有的桎梏，真正实现了奴隶翻身做主，当家作主的壮丽景象。

为了欢庆起义者的辉煌胜利，彝、藏、汉三族民众欣喜若狂，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欢聚一堂，歌声与舞蹈交织成一片，共同庆祝这历史性的时刻。家家户户都宰杀猪羊，准备丰盛的宴席，以表达他们对翻身解放的喜悦与感激。

随后，在越西地区，得知起义联络信息的白彝家支成员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彝汉交界的大瑞、大河、大花等关键地带。在家支头人尔恩洛莫、曲木查米、俄勒布达和沙马木基的号召和组织下，他们积极响应冕宁的起义行动，共同策划并推动了多个地区联动的规模宏大的起义运动。

1914年8月之后，越西地区的起义活动愈演愈烈，与同时期冕宁爆发的起义活动形成了有力的呼应。尽管起义最初由独立的白彝组织发起，然而，这股反抗浪潮迅速吸引了众多白彝、安家奴隶以及锅庄奴隶的加入。他们纷纷逃离黑彝的统治区域，毅然投身于起义的洪流之中。短短几天之内，数以万计的白彝起义者便集结在中所镇的二萨果村，共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

在那个时候，各地的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一幅千年难遇的壮观画面——那些曾经以起义为名的黑彝族人，如今纷纷投身到田间地头，亲自挥锄劳作，或者远赴草原，牧养牛羊，呈现出一派繁忙而和谐的景象。

自1915年开始，起义的浪潮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了广大彝区，向北延伸到了石棉、汉源、九龙、泸定，向南则深入盐源、盐边、米易、宁蒗、丽江、楚雄等地。在这些起义的地区，那些罪行累累的黑彝普遍受到了镇压或关押的惩罚，部分黑彝则因恐惧而仓皇逃离，四处寻找避难之所。

起义的白彝族群满怀喜悦，士气高昂，他们欢天喜地地宰杀牲畜，以庆祝这一重大的胜利。同时，他们还果断地没收了那些逃亡黑彝的土地和财产，并将其平均分配给每一户家庭，实现了公正和共享。

众多奴隶纷纷将传统的锅庄拆除，转而搭建高大的灶台，他们舍弃了彝族的传统服饰，转而穿上汉族的服装，从羊耳笆笆的简陋卧榻转向了舒适的木床。与此同时，不少彝族女子也开始效仿汉族女子的装扮方式，她们开始学习穿裤子和花鞋，还系上了漂亮的围裙和腰带，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

每户人家的门前都效仿汉人的习俗，安装了一块门牌，象征着他们已摒弃了黑彝的身份，融入了汉族的大家庭，从此获得了自由的翻身。

在这片名为窝堡的土地上，奴隶们凭借自己的抗争与努力，成功开创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在这里，他们告别了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桎梏，迈向了自耕自食、平等自由的新生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耕耘土地，收获着劳动的果实，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尊严。

【伍】

然而，大黑彝们的离去，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终结，这出乎了那些刚获得自由的奴隶们的意料。他们曾共同奋斗，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集结成队伍，但在这两年间，随着生活的安定与舒适，他们逐渐放松了警惕，队伍也开始变得松散起来。

不久后，窝堡里悄然兴起了一股声音，宣称奴隶的反抗行为乃是极度的悖逆，那些敢于挑战权威的奴隶家庭将永无宁日，更将遭到恶魔的纠缠与诅咒。在这深深信奉鬼神的彝族社会中，竟无人洞察这背后的真相——这一切不过是黑彝们为即将到来的战斗精心策划的心理攻势。

时光荏苒，已逾两载，似乎那些昔日的奴隶们已然忘却了一桩旧事。当年那个恶名昭彰的大黑彝倮伍居虎，在被送往官府的路上，竟然在途中潜逃无踪，这一事实似乎已逐渐淡出他们的记忆。

在1916年的盛夏七月，倮伍居虎与凉山黑彝果基家共同饮下了象征结盟的血酒，之后，他携带着数百支步枪威武地归来。当他抵达稗子田梁子时，居高临下地对窝堡村寨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那些曾受尽苦难、终得解放的奴隶们，在享受了短暂的安宁生活后，突然遭遇了意外的变故。他们原本已经放下武器，安心生活，但此刻却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些曾经的刀枪，早已不再配备子弹，而刀矛也早已被岁月侵蚀，锈迹斑斑。突然间，梁子上响起了一声枪响，吓得他们纷纷惊慌失措，只顾着逃命。

随后，几家承诺前来支援的黑彝家族分支纷纷行动，他们集结了大批的人员和枪支，逐步抵达窝堡的周边区域，悄然埋伏下来，静待时机。

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倮伍居虎和他的儿子竟然别出心裁地将枪支藏匿在不起眼的扫帚之中，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返回了村庄。更为离谱的是，负责守卫的哨兵在发现两人时，竟然未曾进行任何形式的检查，也未流露出任何疑虑之情。他们见二人手中仅持有扫帚，便轻率地放行了二人，完全忘记了作为哨兵所肩负的职责与使命，更别提当初他们是如何立下誓言，要严阵以待、绝不让任何可疑之人通过的。

直到夜幕降临，达久布楚与沙马石曲等领袖方才得知最新消息，于是他们迅速聚首商讨对策，最终决定当晚采取行动，铲除倮伍居虎父子。

倮伍居虎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回到自己的家中，自然也是得益于他自身的勇气和精心部署的防范措施。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因此在行动时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机智，确保自己能够安全地返回家中。这种胆识和策略，使得他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

那一夜，两人并未在屋内安歇，而是选择在牛圈上方的草楼悄然布下了陷阱，静待猎物自投罗网。

就在两名奴隶悄然潜入院子之际，倮伍居虎之子倮伍打达果断采取行动，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使得二人瞬间丧命。

几个守在门外的奴隶突然闯入，然而，他们却发现倮伍居虎和倮伍打达的身影早已从草楼一跃而下，消失在视线之外，不知去向何方。

然而，更为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在深入调查了窝堡的实际情况后，倮伍居虎敏锐地察觉到了奴隶队伍内部的严重问题，其破绽之处已是昭然若揭。

次日，当众人仍沉浸在昨夜倮伍打达残忍杀害两名奴隶的悲痛中时，突如其来的枪声划破了宁静。潜伏在樟木沟海子边缘的黑彝武装力量，如狼似虎地从各个方向发起了猛烈的围攻，几名起义的核心成员在猝不及防之下，不幸丧命于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之中。

英勇的暴动领袖达久古居之子达久布达，在激烈的斗争中不幸中弹，他遭受了倮伍居虎致命的射击。然而，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毫不畏惧，带着轻蔑的眼神直视倮伍居虎，并以一声豪放的笑声，彰显了他的无畏与坚定。

目睹倮伍居虎的神情，他明显被眼前的景象吓得连连后退三步，而后他努力平复心情，鼓起勇气大声斥责道：“你已逝去，又何苦面带笑容？不过是嘲笑自己曾经选择改投汉族的怀抱；你们追随汉人，学习他们的习俗，让我心生恐惧，如同丢了魂魄一般。今日，我誓要品尝你的肉体，挖掘你那曾经跳动的心。。。”

他愤怒地骂骂咧咧，随即俯身而下，狠狠地一口咬下布达大腿上的一块肉，嘴里的咀嚼声伴随着鲜血四溢，令人触目惊心。

从那一刻起，倮伍居虎便有了新的称谓——倮伍日木，这个名字在彝语中蕴含着深刻的含义，代表着凶猛且令人畏惧的吃人花豹子，象征着某种不可小觑的力量与威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声势浩大的白彝起义逐渐陷入了困境，各路起义军纷纷遭遇挫败，无奈之下选择撤离，逃往雅砻江西岸的和爱乡洋房子一带。在那里，他们与敌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激烈对峙，坚守阵地，不放弃一丝希望。

在这个时刻，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向汉官献上贿赂，汉官则抱着“既得原告之惠，又不忘被告之恩”的心态，选择视而不见，采取了一种妥协与敷衍的应对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眼见局势难以善终，他们才佯装出面斡旋，试图通过劝诱与恐吓的方式平息奴隶们的反叛情绪。他们苦口婆心地告诫奴隶们：“切勿再逆反不驯，安心居住下来，若想有所改变，也应从土司统治的范围内着手。”

在此期间，外地的奴隶起义亦纷纷遭到残酷镇压，无一幸免。窝堡的奴隶起义者们曾在那座洋房子中坚守了长达三个月，然而，在无尽的抗争与压迫之下，众多村民被迫舍弃家园，携老扶幼，背井离乡，踏上了前往石棉、汉源、九龙、泸定等遥远他乡的流亡之路，以寻求艰难的生存机会。

随后在娃子寨的起义中，众多参与者中，不乏那些曾在拉库起义中逃离的白彝族群众。正因如此，冕宁北路一带的许多白彝起义者，在形势所迫下，不得不再次回到黑彝统治的阴影下，继续他们曾经饱受压迫的奴隶制社会生活。

随后，各地的起义行动在黑彝武装的猛烈反击下纷纷败下阵来，许多起义的领导者遭到了无情的枪杀。而一些在战斗中失利的白彝人，则被强制要求承担起义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军需费用，甚至远超这一数额。更为悲惨的是，还有许多白彝在强大的武力威慑下，不得不选择投降并返回原本的黑彝领地。他们再次沦为了依附民或隶属民，重新被束缚在依附制或隶属制的枷锁中，被迫过上奴隶般的生活。

【结语】

拉库起义尽管以失利告终，但其却成为了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是对外界所持有的“奴隶从未反抗”观点的坚决驳斥，展示了奴隶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他们挺身而出，为捍卫自由与尊严而奋力抗争，这一英勇举动不仅激发了凉山地区奴隶们反抗压迫的勇气和力量，同时也让黑彝势力的傲慢态度有所收敛。在某些重要方面，黑彝势力开始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举例来说，对于当时奴隶们最为愤慨的抽取阿加子女为呷西的制度，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在冕宁、越西等地方，黑彝们开始允许奴隶们通过交纳一定数量的银两来替代这种残忍的抽人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关系。

倘若呷西的形象在我们脑海中并不鲜明，我们可以转而探究一下在奴隶主眼中，呷西究竟具备着怎样的价值，以及为何白彝对呷西怀有如此强烈的反感与厌恶。

首先，从奴隶主的视角来看，呷西的地位显然是远逊于牛马的。在他们眼中，用十两银子便能轻易换得三只羊，而一头牛的价值则高达九十两银子。然而，即便是价值最高的女呷西，年龄在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其售价也仅为五十两银子。相比之下，二十五岁的男性呷西，由于其难以驯服和管理的特性，其价格竟与三只羊相当，可谓是微不足道。

在那个时代，呷西的生命被轻视到了极致，以至于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被随意剥夺生命。正如我们在文中所述，杀害小呷西以祭祀鬼魂的行为屡见不鲜，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人甚至用活烧呷西的方式来祭奠死者，将呷西当作练习枪法的靶子。这些行为不仅是对生命的极度漠视，更是对人性的彻底践踏。

经过这次激烈的抗争，对于曾经盛行的强制性高利贷“杂布达”，奴隶主们被迫调整了原有的放款策略，从原先连续不断地进行放款转变为限制为每代人仅可放款一次。这一变革无疑体现了斗争的深远影响，使得高利贷的滥用受到了有效遏制。

逃离故土的白彝族人民，在新的土地上逐渐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他们纷纷踏入了私塾或是官方设立的学堂，深入学习了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特别是在民国时期的后半段，这些白彝族人民及其子孙后代，勇敢地迈向了主流社会的舞台。随后，他们在汉族地区或是汉彝文化交融的边界地带，建立起新的聚居点，积极接纳并吸收了先进的文化理念。这一变革不仅推动了生产技术的革新，也带来了生活习俗的深刻转变。

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那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奴隶自我解放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的历史长河中，它犹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了时代的黑暗。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红军长征的胜利到凉山的解放，再到支持民改的历史进程中，彝族人民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历史事件的彝族参与者和支持者中，许多都是那场起义的参与家族的后代。他们继承了先辈们的英勇与智慧，为民族的解放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清朝雍正年间，在云贵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减少了大约80个土司。但是，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改土归流完全能够和平地进行，那就不能拖到清朝才大规模推动了。由于清朝的改土归流规模大，引起了西南诸多土司的反抗，清朝便以武力平定，其中比较出名就有大小金川之战、苗疆之战、瞻对之战等。而苗疆之战，则是清朝在改土归流中进行了最典型的战争。

一，改土归流和苗疆的开辟

改土归流在贵州一带遇到的阻力是最大的，这和贵州的特殊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成分有关。在地理环境上，贵州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就是鞭长莫及。而贵州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除了苗族之外，还有大量的侗族、彝族等。

早在明朝时期，为了削弱贵州的土司，发动了“思州之战”“播州之役”和“水东之役”，消灭了贵州高原上的三大土司。到清初，又消灭了水西土司，使得贵州的四大土司都成为了历史。然而，改土归流在“苗疆”推进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贵州是遏制西南的战略要地，云贵总督鄂尔泰曾说“黔治则有与之俱治者，黔乱则有与之俱乱”“若不改土归流，三省交接皆受其扰”。因此，雍正帝对贵州的改土归流非常坚决，不惜用重兵。

清朝将贵州新开辟出来的土地称之为“苗疆”，或者“新疆”。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一年，清军大举进攻苗岭“化外生苗”地区，最终设立了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六厅，合称“新疆六厅”。新开辟的土地规模非常大，“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贵州是清朝在“改土归流”中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最激烈的地区。此后，清朝在黔东南驻扎了6000人，后来增加到了15000人。

然而，改土归流破坏了当地苗族土司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古以来的特权，因而蠢蠢欲动。而清朝在苗疆的治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勒令“夷人”放弃祖传的服装发式，加重赋税，土地兼并，加重社会矛盾。因此，苗乱就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爆发了。

二，平定古州苗乱：改土归流不可逆转

1734年，贵州黎平人包利在古州以“苗王出世”号召苗民反清。第二年，官吏滥征钱粮，古州地区的八妹、高表等寨苗民蜂拥而起，聚众2万余人。古州总兵研勋率兵镇压，苗民大败。于是包利又转移到台江，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随后，贵州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等下令古州、清江（剑河）的几百清军前往镇压。然而，苗民反而包围了台拱番招坉汛城。于是元展成调集5000人去解围，结果在半路被苗民包围。之后，苗民攻占了凯里、黄平、余庆等地，向镇远、思州等府推进。

事态发生后，雍正帝立即调动6省2万余清军进入贵州平叛。然而，清军在贵州并未迅速平定叛乱，苗民趁机进攻清军空虚的营寨，叛乱范围涉及整个黔东南。在这个关键时候，雍正帝去世了，乾隆帝上台。这是乾隆面对的第一个挑战，他将平定苗乱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

当时，朝廷的许多大臣攻击鄂尔泰，主张停止改土归流，甚至提出放弃“苗疆”，实际上雍正晚年也有放弃苗疆的想法。乾隆继位后，首先将主张放弃苗疆的大臣张照拿下，给他安上一个“假传圣旨”的大罪，说雍正帝“绝无放弃苗疆之意”。如此，朝廷大臣就不敢反对乾隆帝了。

随后，乾隆任用湖广总督张广泗为贵州巡抚，总理苗疆事务，并将元展成、董芳、哈元生等革职拿问。为了规范清军纪律，乾隆下令禁止清军滥杀，提倡以德济威，以争取民心。在平叛方略上，采取先安熟苗，后捣生苗，再惩熟苗，各个击破的战术。

当年十二月，张广泗在凯里兵分三路挺进苗疆，总兵力达到了1.2万人。三路清军以围攻的方式对清江发动了进攻。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苗民不断失利。清军在年底就攻破了几十个较大的苗寨，苗民死伤惨重。1736年三月，清军已经攻破了200座苗寨，包利被迫退守雷公山。

雷公山盘亘数百里，是贵州四大名山之一，这里地势崎岖、森林密布。包利将雷公山的道路挖断，以图据守。张广泗则扼守各个路口，然而四面搜剿。到四月，包利被俘，苗民士气大落。五月，清军结束了雷公山之战。到九月，清军平定了整个苗疆。

平定苗乱后，乾隆下令“永除新疆苗赋”，以安定苗疆。除此，乾隆还规定“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如此则为“以苗治苗”。对于派遣到苗疆的官吏，乾隆必定严加审核，一定要选择清官前往，以免激烈阶级矛盾。乾隆还在贵州推行屯田政策，大大减轻了苗民的负担。此后，苗疆平定了大约60年的时间。

三，钱嘉苗疆起义：盛世走向了结束

乾隆末期，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全国各地开始爆发大大小小的民变，清朝的统治危机四起。在贵州和湖南交界的武陵山一带，由于官僚地主侵占土地太多，导致地方矛盾非常尖锐，例如湖南永绥厅最初“环城外寸地皆苗”，乾隆年间已“尽占为民地”，使得苗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失去土地的苗民沦为了佃户，就需要承担更高的地租。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就提出了“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试图恢复到改土归流之前的时代。

1795年，乾隆六十年正月初四日，松桃石柳邓、永绥石三保、凤凰吴陇登和吴天半、乾州吴八月等秘密集会。约定在二月初六起义。然而消息走漏，石柳邓被迫提前起义，直接带领苗民围攻松桃厅正大营，随后武陵山一带的苗民蜂起响应，苗疆大震。此次苗乱，也是一次农民起义，其性质和之前的古州苗乱有了很大的区别，因此可以称之为“义军”。

二月，乾隆立即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湖广总督福宁等带兵出征，又下令四川总督带兵阻挡义军挺进湖北和其他地方的义军会合。三月，福康安调集湘、黔、川、滇四省2万军队开进武陵山。石柳邓利用武陵山的地形与清军周旋，打游击战，所谓“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

清军则四面围剿，石柳邓部腹背受敌，被迫带领主力进入湖南，和石三保会师。随后，福宁带领6000军队进入湖南围剿，但是遭到了苗民阻击，全军覆没。这年八月，各地义军在乾州建立政权，以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开始大规模发动进攻。

福康安面对义军咄咄逼人的气势，采取了“设法离间，用计解散”的方案。他将立场不稳定的吴陇登作为拉拢对象，吴陇登暗中投降清朝。十月，他将吴八月缚送福康安军营，许多义军首领也相继降清，于是苗民起义转入了低潮。

1796年，名将福康安去世，但是清军的四川、湖南、陕西爆发了农民起义，清军兵力被分散，石柳邓于是辅立吴廷义为吴王。然而不久，石三保被俘，石柳邓被迫撤离乾州，转移到平陇。九月，清军统帅额勒登保兵分四路，进攻平陇，经过3个月的激战，最终攻克平陇，于是苗疆之乱暂时被平定，吴廷义被俘，清军主力开始调到他省。

当年，清朝出台了“善后六条”，提出“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罢旧设营汛，分授降苗官弁羁縻之”，以缓解苗疆的矛盾。然而清朝地方官员并未认为执行“善后六条”，使得小规模的苗乱依然存在。为此，清朝推行“屯田养勇，设卡防苗”的政策，在苗疆险要处大规模建设碉堡，对苗疆进行切割。

此后，苗乱虽然时有发生，但是规模远不及之前。1806年，永绥厅苗民石宗四率数千人起义，被清军击败，损失2000多人。至此，武陵山一带的起义彻底平定了。

古州苗乱和乾嘉苗民起义的平定，证明了历史总要向前进，不可能倒回到之前的时代了。清朝平定苗疆，有利于地区的安定，稳定了社会秩序。但是，两次苗乱也反映了清朝在苗疆的治理上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导致社会矛盾较为尖锐，这些都是清朝应该去反思的地方。然而，乾隆去世，清朝由盛转衰，清朝的战争机器也停下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到来，一切都变了。

一、希罗多德来到意大利

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来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环境优美，乡亲邻里都很热情，他打算在这里定居，写一部名叫《历史》的书。

十多年之后，这本汇集他所有见闻的书终于写成了，在希腊城邦、波斯帝国地区广为流传了，希罗多德听到之后非常高兴，能有这么多人喜欢自己写的书。

希罗多德为什么会想到写一部历史书呢？这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二、希罗多德的背景

希罗多德出生在波斯帝国第一行省下的一个小城，父亲吕克瑟斯是当地的富商，叔父是一位史诗作家，据说声名仅次于荷马。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希罗多德从小聪明好学，也不用担心钱不够花的问题。

可惜好景不长，在希罗多德20多岁的时候，他的家族参加了反对城主的斗争，因为那个城主是靠阴谋上位的，可惜最后战斗失败了，希罗多德和家人被赶出了小城，希罗多德被迫四处流浪。

那个时候的交通极为不发达，除了去海外能坐船，在陆地上全靠双脚走路，希罗多德走过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还去了国外埃及、意大利等国家。这一路走下来，他发现，原来流浪也充满了乐趣，沿途有名胜古迹，还有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传说故事。

这一天，他像往常那样，继续游历，突然人群沸腾了，城中传来一个消息：希腊胜利了！

希罗多德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希腊和波斯的战争陆陆续续打了几十年了，他在波斯帝国出生，当然清楚波斯帝国有多么强大，没想到希腊居然能够打败波斯。他暗自下决定，一定要赶去希腊看看。

三、希罗多德来到雅典

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了雅典。这时的雅典已经成为了地中海的经济文化中心，无数能工巧匠，诗人作家都汇集于此，这里有优越的民主制度，渊博的学者，广阔的海外殖民地。

在这里，希罗多德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积极参加雅典的文化活动，甚至还在演讲比赛上获得了丰厚的奖金，他还和古希腊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戏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成为了好朋友。

来到雅典的这些年，希罗多德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给了希腊城邦如此大的力量，能让它打败如此强盛的波斯帝国？

他去问好友伯利克里，伯利克里说，当然是因为这里拥有最先进的民主制度。而另一位好友索福克勒斯说，那是因为这儿拥有地中海最博大精深的思想。

希罗多德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够全面，这一路上，他听到了太多太多战争中的英雄事迹，都在歌颂希腊的战士多么英勇无畏，肯定还有更多的原因让希腊城邦取得了胜利。

伯利克里建议他，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希波战争时期的故事，可以去神庙里，那里保存着很多战争时期神的旨意。此外，他还可以帮忙引荐很多参与战争的将领，毕竟战争刚结束不久，还有很多经历过战争的人活着。

就这样，希罗多德在雅典收集了众多材料。

他这样想：“我要把这一路看到的，听到的全部记录下来，使人类过去的事迹不致因时间而遗忘，使希腊人和蛮族人伟大而令人惊叹的成就不致变得默默无闻。”

四、希罗多德写成《历史》

于是，他来到意大利的小岛上，专心写作，历时十多年，写成了这部《历史》书。

这部《历史》堪称古代百科全书，涵盖西亚、北非、地中海地区方方面面的内容，希罗多德每到一个地方，拜访当地的祭司，询问当地流传的故事。可以说，《历史》不仅记录了平民的日常生活，还记载了各国王室八卦新闻。

在《历史》写完几年后，希罗多德去世了，他的墓碑上写着：这座坟墓埋葬着吕克瑟斯的儿子希罗多德，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中最优秀的。这足以看出当时人对他的肯定。 在他死后，希腊逐渐走向衰亡，但正如在书中开篇所写的那样，他已经把当时人们的丰功伟绩记录下来了，不会让他们随时间遗忘，这就没什么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