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24 年 11 月

蒙古帝国除了我们最熟悉的元朝外，还包括了四大汗国，分别是：金帐汗国（也称“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那么，这四大汗国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他们与元朝是什么关系呢？

四大汗国的前身

要搞清楚四大汗国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成吉思汗时期说起。成吉思汗生前曾给自己的四个嫡子分配了“遗产”。长子术赤兀鲁思（汉语“封地”的意思）位于欧亚草原西部和斡罗斯诸公国；次子察合台兀鲁思位于突厥斯坦西部、塔里木盆地和天山西部地区；三子窝阔台兀鲁思位于准噶尔和阿尔泰山西部地区；幼子托雷按照蒙古人幼子守产的传统，继承了蒙古本部和大部分蒙古军队。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这些成吉思汗嫡系宗王所受封的兀鲁思还算不上汗国，一些历史资料将汗国的建立时间定义在十三世纪20年代，即成吉思汗给诸嫡子分配“遗产”的时间，其实是个明显错误。

金帐汗国

1243年，术赤之子拔都在完成了“长子西征”后，在原先术赤兀鲁思的基础上建立了东起额尔齐斯河，西到斡罗思，南临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至北极圈附近的金帐汗国，这也是蒙古帝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汗国。

察合台汗国

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去世后，察合台之孙阿鲁忽于1260年废黜了蒙哥生前指定的察合台系首领，并取而代之。然后迅速在突厥斯坦建立起察合台家族的独立汗国，即察合台汗国。后来，察合台汗国时不时与位于伊朗的伊利汗国和中国的大汗作战。

窝阔台汗国

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继承汗位，他将自己的兀鲁思赐给了长子贵由。作为帝国的大汗，窝阔台没必要特意去考虑自己家族兀鲁思的发展问题。然而经过了两代人后，窝阔台家族的大汗宝座被托雷家族的蒙哥夺走了。为了防止窝阔台家族死灰复燃，蒙哥用高压手段对窝阔台家族进行了“大清洗”，大批窝阔台家族成员遭到诛杀。幸存的一些不太重要的窝阔台家族成员被授予分散在内亚彼此隔离的领土上。

蒙哥去世后，托雷家族内部陷入了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汗位之争。窝阔台家族的海都（窝阔台之孙）尽其所能促使这场汗位之争走向极端化，并希望托雷家族因此彻底崩溃。同时，海都趁机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建立了窝阔台汗国。

伊利汗国

1252年，蒙古帝国大汗蒙哥派六弟旭烈兀率军西征。1256年，旭烈兀的军队攻灭了伊朗境内的亦思马因派——一个以刺杀行动而闻名的秘密组织。旭烈兀因功被封为伊利汗，其领地东滨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这便是伊利汗国。

四大汗国与元朝的关系

蒙哥去世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爆发的汗位之争导致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后来忽必烈在这场争夺战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并因此建立了元朝。虽然在名义上，四大汗国尊奉元朝为宗主国，但实际上各自都是独立的国家，彼此间还经常因领土问题爆发战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蒙古帝国在蒙哥死后就已经不存在了。元朝和四大汗国都是从蒙古帝国这棵大树上长出的分支，但彼此各自独立，相互之间不存在实际控制关系。

《书·舜典》中说，华夏大地，每个州都有名山大川为一州之镇。北京为一国之都城，虎踞龙盘，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天然帝居，理应有五镇以助金汤之固。

京城五镇之说，见诸《清朝野史大观·京师五镇》：“京师俗传有五镇。”此五镇分别是：东方之镇黄木厂；南方之镇烟墩；西方之镇大钟寺；北方之镇昆明湖；中方之镇景山。

五镇分列于五个方位，对应金、木、水、火、土之五行；每个方位正好可以占两个天干。于是有了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的说法。

《清朝野史大观》是一部辑录清代遗闻轶事的著作，于民国初年的1915年编辑出版。书中收集了有清一代二百数十年间的逸闻轶事，文章来自清人的野史笔记，上自宫闱秘闻，下至坊间杂论，巨细无遗，蔚为大观。关于京师五镇的说法，文章说来自“京师俗传”；从所列的五镇之物来看，此说形成于乾隆年间。

黄木厂有“神木”？

东方甲乙木之镇为黄木厂，其实应为黄木厂之木。黄木厂应为皇木厂，又称神木厂，位于广渠门东一公里、通惠河南200米处，是明代永乐年间营建紫禁城存放木料之处。《天咫偶闻》记载：“大通桥之南有皇木厂，属工部”——皇木，即皇家之木料。永乐四年秋天，朱棣任命泰宁侯陈珪负责营建北京宫殿的工程，派大臣前往四川、湖南、湖北等地采伐木材。十余年后，大量木材运抵京城。不难想象，永乐十八年前后，这里堆积了大量木材，都是采自南方、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的。明末清初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中说：“京师神木厂所积大木，皆永乐时物。其中最巨者，曰‘樟扁头’，围二丈外，卧四丈余。骑而过其下，高可隐身。”也就是说，直到明朝末年，这里还堆积着许多粗大木料。“樟扁头”是最大的一根，长十多米、直径超过七米，横卧在地上，看不到对面骑马的人。此外还有几根，都有名字刻在木上，如：“王二姐”“张点头”“嫌河窄”“混江龙”什么的。

为什么叫神木？据传说，负责采集木料的大臣在四川大凉山发现一批特大金丝楠木，正要令人砍伐，晚上雷声大作，这些树木都消失了。第二天一看，这些木材都已经浮出山谷、抵达江上了。朱棣听说这件事非常高兴：“此乃神助我也！”遂命名这批木材为“神木”。这个说法不经之甚，姑妄听之可也。

到了清朝，这批神木已经历时二百年，太阳晒风雨淋木质腐朽。乾隆皇帝下令予以保护，并修栏建亭，立碑以记。碑文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御制的《神木谣》从这首《神木谣》中“甲乙青气镇权舆”的诗句来看，乾隆二十三年，此神木已经列为“五镇”之首了。

新中国成立后，碑亭已坍塌，神木更为腐朽。1952年，北京钢琴厂在这里选址建厂。上个世纪70年代，该厂将残存神木破成板材做成了八张会议桌。

现钢琴厂已然迁走，乾隆《神木谣》碑已被重新树立起来，供人凭吊。

烟墩本是烽火台

南方丙丁火之镇是永定门外的烟墩，又称为燕墩，俗称石幢，在永定门外一里多。昔人有诗云：“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幢高立号燕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丽正门。”

烟墩原是一座烽火台。据说始建于元代，原为土台，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修筑外城时，才包砌以砖。它有两丈多高，上窄下宽；北面西偏有一石门，进门拾阶而上可至台顶。台上缭有围墙，正中央立着一座方碑，碑顶有石檐，檐下有石雕3层，碑顶为四角攒尖顶，四脊各有一龙。碑的北南两面分别镌刻着乾隆皇帝写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两篇文章：《帝都篇》和《皇都篇》。

燕墩1984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维修了台顶部分，并对碑身进行了防护处理。2004年辟为燕墩公园，规划面积1.19公顷。2012年，燕墩与北京中轴线上其他建筑一起参与北京中轴线申遗。

关于丙丁火的南方之镇，还有个良乡昊天塔的说法。因为昊天塔立于燎石岗上，燎石岗上的土为红土，据说是宋朝的孟良来此盗杨业之骨，将随身带的火葫芦摔碎后燃起大火，将山冈烧成红色的。选这里为南方之镇，也是因为在京之南、又有“火”的因素。

《昊天塔孟良盗骨》是一出杂剧，演述杨家将故事：杨令公死后，骨殖被辽人挂在昊天塔，每日箭射，灵魂受辱，托梦杨景（即杨六郎）搭救。杨景与孟良一起来盗骨，辽将韩延寿发现，率兵来追。杨景逃至五台山，遇见失散多年的杨五郎。五郎设计杀死了韩延寿，祭奠亡父。剧中的故事不是历史。昊天塔宋辽时期位于两国边界的辽国一侧，有军事瞭望塔的作用。

朱棣为什么造永乐大钟？

西方庚辛金之镇是大钟寺的大钟。大钟寺为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觉生寺，因永乐大钟迁于此寺，俗呼为大钟寺。

永乐大钟铸于明京师铸钟厂，铸成后存放在汉经厂。永乐年间，遇到万寿圣节等节日，都在汉经厂作佛事。明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将其从汉经厂移置万寿寺，每天由六个和尚敲钟。天启年间，时局动荡，朝中有人说：京西为“白虎地”，不宜有钟声。于是大钟被弃于地上。

清朝的君臣们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说，认为大钟属金，北方属水，金水相生，因此，应该把它放在京城之北。于是雍正皇帝最后决定，将此钟置放在地处“右隔城市之嚣，左绕山川之胜”的觉生寺。雍正十一年（1733年），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并专门修建一座上圆下方的两层钟楼，用以悬挂大钟。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移钟工程才告最后完成。据说乾隆皇帝驻跸圆明园时，每天都要侧耳遥听大钟寺的钟声。

朱棣为什么要铸造永乐大钟？据说依据是《太祖实录》里的说法：“唯功大者钟大。”其实不尽然。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封为燕王，燕王府即是昔日元大都的皇宫。朱元璋死后，将皇位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炆。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下南京，从他侄儿的手中夺取了皇位，并迁都北京。因为他的皇位是建筑在无数死难者尸骨之上的，未免于心不安，为了超度亡灵，于是下令铸造了这样一口大钟，敲一下，等于把周身的经咒念了一遍。

永乐大钟有“五绝”：第一绝是形大量重、历史悠久；第二绝是铭文字数最多；第三绝是音响奇妙优美；第四绝是悬挂方法科学；第五绝是铸造工艺高超。

永乐大钟重46.5吨，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清朝，是怎么把它拖到大钟寺、又是怎样把它挂起来的？据说是在冬季，挖一条大沟，沟中泼水冻成冰，用大批牲畜通过冰道把大钟拖到大钟寺工地，再把它滑到一个高起的冻土堆上。来年开春，打地基、架屋梁、盖钟楼。钟楼建好后，大钟已然在梁上了。挖去大钟身下的土，大钟便悬挂起来了。

永乐大钟，凝结着我国古人冶炼、铸造等多方面的智慧。

前要照 后要靠

北方壬癸水之镇是昆明湖，位于京城河湖的上游。当时除此之外，京城近畿再没有更大的水面了。

昆明湖原名西湖、西海子，初由玉泉山的泉水汇集而成，因位置在瓮山之阳，又称瓮山泊。元朝郭守敬为补充通惠河水量，修筑了一道从昌平白浮泉至瓮山泊的堤堰，将白浮泉及西山诸泉之水引入瓮山泊，使之成为一个大蓄水池。及至清朝，瓮山泊水草丛生，泥沙淤积。乾隆十五年（1749年），乾隆皇帝为给其母亲庆祝六十大寿，在瓮山上建造大报恩延寿寺，更名瓮山为万寿山；又以兴修水利之名，动用国家帑金雇用民夫，芟除杂草，疏浚泥沙，围湖造堤，设置涵闸，使“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面积扩大了一倍，深度是原来的两倍，“及湖成而水通，则汪洋漭沆，较旧倍盛”，更名为昆明湖。乾隆皇帝在御制《万寿山昆明湖记》碑文中说，自昆明湖修成之后，通惠河水量更充裕，有利于漕粮和货物运输；京城护城河里的水多了，原来深不足一尺，现在有三尺深了；海淀过去没有水田，现在水田越来越多了；还能利用这片水域操练水军。大臣们恭维说：昆明湖“实万世永赖之利也”。

乾隆皇帝亦作诗为自己歌功颂德。在今天看来，乾隆皇帝疏浚昆明湖，确实是给后人做了一件好事。

颐和园昆明湖边，一尊铜牛卧伏在雕花石座上，以神态生动、形似真牛著称。这尊铜牛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铸造，称为“金牛”，据传是为镇压水患而建。牛背上还铸有八十字的篆体铭文《金牛铭》。

中央戊己土之镇是景山，在神武门北，原名煤山、万岁山，形成于明朝永乐十五年，是永乐年间拆除元故宫、修建紫禁城时，用建筑废墟、渣土和挑筒子河的泥土堆积起来的。这一点，已经于1963年有关研究单位钻探得到了证明。

堆起一座景山，是为了给紫禁城充当镇山。按照“前要照、后要靠”的说法，紫禁城之北需要有座山。北海的琼华岛，曾经是元皇宫的镇山。明朝的皇宫向东移了，所以要再堆起一座来。

景山是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制高点。登上景山可以眺望大内、俯瞰全城。清代的时候，每逢重阳节开放一日，准百姓登临。但是“不与门吏接洽、赠以金钱，仍不能入也”。

京城五镇的说法可能不科学。但是这五镇增添了北京城的历史厚重感，丰富了北京城的文化内涵，甚至还影响到了北京城的气候环境，不失为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很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