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老王

花剌子模古国，位于中亚”母亲河”阿姆河下游三角洲，是中亚文明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分辉煌的时期，其文化成就堪称中亚文明宝库中的奇葩。旧译”回回国”或”火寻”，是一个位于今日中亚西部地区的古代国家，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土地上。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叶，其领土广阔时期包括今日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拉克东部及以色列等地。

1200年，花剌子模的阿拉·阿德丁·摩诃末继位，他使花剌子模国达到了鼎盛，在他统治期间花剌子模国成为中亚的主要帝国。他的第一次行动是从古尔人手中夺取了阿富汗地区。

1210年，摩诃末大胜西辽（辽皇族耶律大石在新疆建立的国家）王古出鲁克，想继续向东扩张。

1215年，摩诃末派遣以哈拉丁为首的使团来中国，在中都附近觐见了成吉思汗，并且受到优厚礼遇。之后，成吉思汗派遣了回聘使团。

1218年使臣到达花剌子模递交了成吉思汗致摩诃末的书信，信的大意是：吾人眼下有友邻之责，人类协调的途径应由双方遵循；友谊的责任应得到承担；吾人应有义务在不幸事故中相互支援和帮助；并且应使常行的和荒废的道路平安开放，让商人们可以安全无约束地来往云云。

回聘使团还没回到京城，蒙古商队便到达了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守城的花剌子模将军亦难赤，眼红商队的大量财物，竟把商队作为间谍扣押。上报后，大汗摩诃末命令将商队人员全部处死，财货没收。仅有一名驼夫逃回报信给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在震怒之余不失，一面派哲别将军追歼盘踞新疆的西辽王古出鲁克，以投石问路探测动静；一面又派以伊本·哈福剌只·布拉为首的使团出使花剌子模，据理责问摩诃末。摩诃末无以置答，竟又将三位使臣杀掉。

花剌子模大汗摩诃末的一再挑衅，成吉思汗再无退路，于是亲率大军20万，与其会战花剌子模。

其实花剌子模当时精兵有40万，国土和属地很大，东北至哈萨克斯坦的锡乐河，东南临印度河，西北抵阿塞拜疆，西南达波斯湾。然而其国土辽阔却荒于治理，地区富庶却征敛无度，人民众多却大兴屠戮，兵多将广却令出多门。朝内忧国王、母后两班人马，朝外患贵族勾心斗角互相窥伺。

1219年9月，成吉思汗大军进入花剌子模，至1220年3月，半年间就攻克了布花剌等8城。接着，蒙古军三路会师，三天攻下驻有11万重兵的其国都撒马耳干。

1220年底，成吉思汗又相继攻克你沙不儿等十余座名城。从撒麻耳干到里海之滨，摩诃末在前面跑，蒙古军在后面追。摩诃末一路逃亡，居然一敌未遇，一叶扁舟，划入里海中偏远的一个小岛，那里蒙古铁骑难于涉足，倒也安然无恙。怎奈天不佑，神不灵，惊吓之余，还是难免一命呜乎。

1222年11月20日，摩诃末的长子扎阑丁驻军花剌子模东南部重镇哥疾宁，听说成吉思汗亲领大军扑来，便南撤印度河，被迫与穷追不舍的蒙古军又打了一场恶仗，人马几乎输光，孤身跃马印度河，亡入印度。

花剌子模这个纵横中亚的汗国也就从此消亡，成吉思汗把他的长子术赤分封在了钦察草原，把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焉耆以西直到咸海地区分给了次子察合台，把天山北路的塔城、额敏、和布克赛尔、阿勒泰等地和蒙古高原西部分给了三子窝阔台，成吉思汗的领地即蒙古中心地区则由幼子拖雷继承。

其后，蒙古帝国又进行过两次西征，一次进抵奥地利和意大利国境，另一次攻取了伊朗、巴格达、叙利亚。

在漫长的战线上，西域成了重要的补给站。蒙古军正是以西域为跳板走向世界的，”大约占据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开化地区。”

据小说家高建群的描述，西域大地上所有那些重要的地理名称，都是以蒙语来命名的。阿尔泰山意为”盛产金子的山”，阿尔泰第一峰奎屯山是成吉思汗命名的，意为”多么寒冷的山”。天山与阿拉套山的夹角，赛里木湖畔的博尔赫拉，蒙语为”青色的草原”。呼图壁蒙语的意思是”高僧”。

在新疆，许多山的名字中出现”塔格”，譬如慕士塔格山，库鲁克塔格山，觉罗塔格山——，”塔格”是蒙语”山”，乌鲁木齐，意思是”美丽的牧场”。

不仅新疆如此，甚至俄罗斯境内的”喀山”、”克利米亚”等，也都是蒙语命名。

在古代，云贵地区地处偏远地带，中原王朝总是鞭长莫及，因而总是采取一些类似于分封制的羁縻制度，如汉朝在云贵册封夜郎王和滇王，唐朝设立羁縻府州，南宋开始形成土司制度，一直沿袭到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也就是羁縻制度的沿袭。贵州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过四大土司，他们奠定了贵州的版图基础。那么这四大土司分别是哪些呢?

一、水西安氏:存在时间最长的土司

水西是彝族建立的政权，因为位于乌江以西，因而称为水西。水西本姓为罗氏，明朝时期接受朝廷的册封改姓安氏。水西土司本为罗殿国，唐宋史料记载为罗氏鬼国，是三国时期彝族首领济火建立。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济火与其结盟，对平定西南和擒孟获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管辖今天的毕节、修文、息烽、清镇、水城一带，其中心在今天的大方县。

元朝时期，罗殿国臣服，设置土司制度。明朝建立后，罗殿国又臣服于明朝，明朝在水西和水东两大土司之地建立贵州宣慰司，其级别高于其他宣慰司。贵州宣慰司的驻地在贵州城(贵阳)。该时期，水西土司开始改姓为安，因而成为“水西安氏”。明朝出现了水西土司历史上最有名的首领–奢香夫人。她继承贵州宣慰使后，大规模修建驿道，推广中原先进的经济技术，学习儒家文化，加速了水西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水西灭亡于清朝。清朝入关后，吴三桂远征西南，水西臣服。康熙三年(1664年)，水西首领安坤反清，吴三桂开始率军来剿水西。第二年，水西被灭，清朝在水西之地设置了大定、黔西、平远(织金)、威宁四府，实行改土归流。水西安氏土司的历史从225年到1665年，跨越愈1400年，是贵州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土司。

二、播州杨氏:经济文化军事实力最强的土司

播州杨氏形成于唐朝后期，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太原人杨端率领杨家军进入黔北，击败南诏军队，开始割据播州。五代和北宋前期，播州兄弟分裂，发展受到阻碍。到了杨粲时期，统一了播州，其势力已经扩展到今天的整个遵义。杨粲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大力修建水利工程，加速了经济的开发。同时发展教育，吸收中原文化，为播州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宋是播州军事上的顶峰。杨价和杨文父子先后率领播州军队和蒙古军作战，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杨文曾向西南战场献《保蜀三策》，最终其中的“中策”成为了西南战场的指导思想。杨文还派遣冉氏兄弟前往四川修建钓鱼城防御工事，后来在这里发生了著名的“钓鱼城之战”,蒙哥也命丧于此。杨文在播州修建的海龙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元朝时期，播州杨氏势力进一步增强。杨汉英成为镇守西南地区的重要力量，多次出征附近的反叛势力，最远到达缅甸。明朝时期，经过长期的稳定发展，播州的经济文化达到了强盛。当时播州还要每年向贵州省运输粮食，而播州茶仓也成为了西南四大茶仓之一。盛极必衰，1600年，播州末主杨应龙发动叛乱，最终万历皇帝发动六省共24万军队围攻播州，也就是著名的“平播之战”，成为万历三大征之一。播州灭亡后，分为遵义府和平越府，遵义府划给四川，平越府划给贵州。清朝雍正五年，将遵义划给贵州。

三、思州田氏:面积最大的土司

思州田氏建立于隋朝。582年，黔州地区出现了叛乱，于是任命蓝田人田宗显为黔州刺史，出师征伐。田宗显平定叛乱之后，镇守黔州，开始建立世袭政权。唐朝又承认了田氏政权的存在。唐末期到五代，由于巴蜀地区战乱，田氏中心开始迁徙到思州务川县(今沿河县)，历史上开始称为“思州田氏”。

元朝初期，思州田氏达到了顶峰，管辖面积包括铜仁市的全部，黔东南地区大部分。元朝至元15年(1278年)迁治龙泉坪(德江)，1281，又改宣抚使为思州宣慰使兼管内安抚使，建治于清江城(今岑巩)。于是岑巩开始有了思州的名称。

元朝末年，明玉珍在巴蜀称帝，建立大夏政权。1362年，当时思州田氏的镇远州知州田茂安投降与明玉珍，因为镇远位于思州的南部，因而设置为思南道都元帅府，其慰徙治都坪(今思南具)，从此思州分裂为南部分。明朝建立后，思州两部均归顺于朱元璋，分别设置了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思州土司分裂后，两大土司征伐不断，最终在1413年被永乐帝所灭，设置了思州、黎平、新化、石阡、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八个府，并和贵州宣慰司合并，建立贵州行省。

四、水东宋氏:面积最小的土司

北宋初期，真定人宋景阳率领家族进入蛮州(开阳)平叛，并建立世袭统治。南宋时期开始走向强大，并攻陷了矩州城(贵阳)，控制了今天的瓮安、龙里、贵定、惠水等地。元朝时期，水东宋氏投降，但后来又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元运动，最终失败。

明朝时期，朱元璋在水东和水西之地设立了贵州宣慰司，以两大土司首领共同治理，中心设在贵州城(贵阳)。1476年，开始在贵州之地设立程番府，这显示了水东土司控制的面积不断在减少，而明朝直接也逐渐开始改十归流。不久，程番府改为贵阳府，而水东宋氏的管辖之地仅剩下了开阳和乌当。

1622年，水东宋氏开始联合水西安氏反叛，到1630年，水东宋氏被灭，实行改土归流，设置了开州，隶属于贵阳府。

据《史记》记载，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汉字，对华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史官其实就是秘书官。 

国家政权出现后的夏、商两代，出现了国家编制内的秘书官职，商代后期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综合性秘书机构“太史寮”，但是古籍中实有其名的秘书官仅有夏代末年的太史令终古。据《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记载，太史令终古看到夏桀荒淫残暴，就拿出保管的图法档案哭着进谏，而桀不但不改，反而斥责终古多管闲事，终古知道夏桀已不可救药，就带着图法档案投奔了商汤。史书记载的终古的事迹仅限于此。 

史书上记载比较详细的较早的古代著名秘书官，当推西周初年的史佚和春秋时期的董狐。他们都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精神为后人所称道。 

“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史佚 

根据近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考证：“史佚即《尚书·洛诰》之‘作册逸’，逸、佚古通。”史佚，就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的“作册史官”，即记录国王言行和朝廷重大事件的文字秘书(当时称“内史”)。综合《国语·晋语》《逸周书·世浮解》《淮南子·道应训》等典籍的记载，史佚先后为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这三代国君当过史官，由于资格老、影响大、威望高，被当时的臣民称为“四圣”之一（其他三圣是周公、召公、姜太公）。《逸周书》上说他曾代天子册告皇天后土，《大戴礼记》上说他“博闻强记”，善于对答，常侍立于天子身后，接受咨询，提示遗忘之事。 

作为周王朝立国之初的主要史官，史佚对秘书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相传，史佚模仿老虎身上的花纹创造了“虎书”，模仿凤凰、赤雀等瑞鸟的姿态创造了“禽书”，模仿鱼的形态创造了“鱼书”——这实际上说的是史佚从各种动物的形貌姿态中得到启示，激发了灵感，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书法字体，就是大篆。史佚不但创造了大篆书体，而且还受周公之命用大篆统一了当时社会上各不相同的文字(“同天下之文”)。这也说明了秘书自古以来就是由文化水准较高的人来担任的。能够对创造、改进和统一文字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肯定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们在远古时代都是史官，这足以证明秘书对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过，史佚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坚持“君言必录，君举必书”，为古代秘书实事求是职业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事求是作为秘书职业道德的形成，有确切事迹记载的就始于史佚。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一个“削桐封弟”的故事：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这个故事是说：武王驾崩，成王即位，这时唐国发生了叛乱，于是周公率军灭掉了唐国。不久后的一天，成王与叔虞在院子里做游戏，成王随手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树叶，把它剪成珪（古代诸侯举行典礼时用的一种玉器）的形状，并且对叔虞说：“给你这个珪，我封你做唐国的诸侯。”站在一边的史佚听到了，就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并恭请成王选择吉日为叔虞举行封侯典礼。成王听了感到奇怪，说：“我当时是和弟弟在开玩笑呀，怎么能当真呢？”史佚严肃地说：“天子哪能随便开玩笑？大王既然说了封叔虞为唐侯，作为史官的我就要把它如实记录下来，按照规定应该举行仪式完成它，并用歌舞来庆贺这件事。”叔虞就这样被封为唐国的诸侯。 

这个生动的故事反映了史佚作为朝廷史官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尽职态度，他奉行的“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原则，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但对他的具体做法则应做具体分析，不能盲目学习。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曾专门写了一篇《桐叶封弟辨》，文中问道：“假如成王拿了桐叶与妃嫔、太监开同样的玩笑，难道也要按这种玩笑封他们为侯吗？”我们对待古代秘书留下的文化遗产，应该学习柳宗元的批判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从古人那里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 

“古之良史”董狐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他是周太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所以以官为姓氏。据说今山西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当时的朝廷史官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录此事，并“示之于朝”，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灵公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赵盾作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是未尽到职责，更何况国君是被他的族人所杀，他回来后又未法办弑君的人，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担，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违合为核心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被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之一。文天祥在《正气歌》里也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